“禅修城市”治不了城市病(图片来源:资料图)
近年来,中国有些专家学者提出“禅修城市”的概念,湖北、江西等地一些地方政府已将其纳入本地城市发展规划中,准备建设“高大上”的禅修中心,甚至提出要打造中国乃至世界“禅修之都”。笔者认为,“禅修城市”的概念虽颇具创意,但并非城市建设和发展要务,需慎之又慎。
众所周知,一部人类现代文明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城市化的历史。它在给人们生活带来诸多方便的同时,也对人们的生存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如人口膨胀、贫富分化、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以及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方式和人情淡薄、人际疏离的心灵境遇,等等——俗称“城市病”或“文明病”。
中国城市化起步晚,但体量庞大、速度惊人,目前人口城市化率已超过50%
。“城市病”现象非常突出,“房奴”、“孩奴”、“卡奴”等现象,令那些跻身白领的年轻人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和心理压力。在上述情况下,近些年来以调整生活节奏、培育宁静心灵为主的禅修活动,如儒学读经、道教养生、佛教打坐以及印度瑜伽之类的培训班、夏令营等,受到越来越多市民尤其是白领年轻人的青睐。就此而言,“禅修城市”的概念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一种试图满足市民禅修生活潮流的运思与洞见,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到底何为“禅修城市”,有无必要建设“禅修城市”,却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从本质上看,禅修是个人提升心灵境界的工夫过程。与其说它与外部环境有关,毋宁说它的目的恰恰是要排除外部环境的诱惑与干扰,所以禅宗常说“挑水砍柴,无非妙道;行住坐卧,皆是道场”,意思就是一个人凝神静气、心到意到,则生活之中无时无处不是修禅。就此而言,无论是修建“高大上”的禅修中心,还是打造“禅修城市”,都与真正的禅修没有太大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城市不能摆脱经济发展决定一切的唯GDP论,而社会又不能摈弃金钱至上的“拜物教”风气及其价值观,那么,通过大搞基础建设来打造“禅修城市”,甚至将其作为提升官员政绩和城市形象的手段,则不仅背离了禅修的真精神,而且会进一步加剧人们的精神压力,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
从西方发展经验来看,不少国家都曾经受“城市病”困扰,为此还曾提出过建造“田园城市”的概念,类似印度瑜伽之类的禅修活动也曾风靡一时。然而,西方对“城市病”的治理,并不是着力甚至凭空打造“田园城市”或“禅修城市”,而是主要通过提高社会福利、缩小贫富分化、治理环境污染、增加就业机会和法定休息时间,以及平衡城乡发展、建设卫星城市、控制特大城市等途径。
总之,与其说“禅修城市”是一个急需付诸实施的可行性概念,毋宁说是一种值得倡导的生活方式。它并不需要城市建设得多么“高大上”,而是需要城市如何变得更加宜居、更能提高人们的精神品质和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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