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钞法更替频繁，佛事支出有增无减，财政收入入不敷出！

武宗时期，为解决滥赐、滥封、滥耗带来的财政危机，至大二年（1309年）二月便不得不动用钞本。中书省臣言：“臣等周知钞法非轻，曷敢辄动，然计无所出。今乞权支钞本七百一十余万锭，以周急用。”但当时常赋岁钞才四百万锭，这比寅吃卯粮的状况还要严重。遂当年七月有臣提出“钞法大坏，请更钞法，图新钞式以进”，他们把目前导致经济状况不佳的一切责任全部推给中书省，“请立尚书省，旧事从中书，新政从尚书。”尚书省之立，目的明确就是“更新庶政，变易钞法”。

尚书省设立不足一个月就颁行了至大银钞，以“至大银钞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至元二十四年所行至元钞，每二贯准花银入库价一两，赤金入库价一钱；至大银钞法一行，至元钞五贯所值方能与此前的二贯相当，5比2的大幅值，使广大百姓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惠宗时期，脱脱复相之后，为了解决财政危机，于至正十年（1350年）又一次变更妙法，结果使得经济状况愈加恶化，此次具体更变措施前文己有提及，这里不再赘述。《元史》对此次钞法变更的结果做了以下简要描述：“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舳舻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

虽财政收入日渐入不敷出，但整个蒙古统治集团却依旧过着奢侈的生活，挥霍浪费依然如故。至正二十年（1360年）“京师大饥”，但宫廷内皇帝的生日宴会照过如常，中书参知政事丁好礼上奏曰：“今民父子有相食者，君臣当修省，以與大患，宴会宜减常度”，朝廷不予釆纳。在上都举行的宫廷宴会仍然每次要食用2000只羊、3匹马，还要“盛陈奇兽”。不仅如此，朝廷在佛事支出上的花费也极大，支出项目很多，寺院建造尤其频繁。元朝建国以后，皇帝、贵族、官僚等不断建造新寺，每朝帝即位，便会营建一座新寺，逐渐成为惯例。

因此，元代的寺庙比起前代，数量更多，规模更大，主要有大天寿万宁寺（成宗大德九年建）、大昭孝寺（英宗建）、大天源延圣寺（泰定三年建）、大承天护圣寺（文宗天历二年建）和大寿元忠国寺（至正十四年建）等等。这些寺院的建造皆华丽至极，集结了各地大批工匠，严重扰乱了当时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

元贞五年（1295年），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以大都、保定、真定、平阳、太原、大同、河间、大名、顺德、广平等十路“应其所需”，“土木既兴，工匠夫役，不下数万，附近数路州县，供亿烦重，男女废耕织，百物涌贵。”泰定二年（1325年），张珪针对当时的朝政之弊指出：比者建西山寺，损军害民，费以亿万计，刺绣经幡，驰驿江浙，逼迫郡县，杂役男女，动经年岁，穷奢致怨。”元朝阜帝对寺院的赏赐也是名目多样，五花八“门，“举凡金、银、钞、帛、矿产、邸舍、酒店、湖波、库藏、田宅、奴仆、牲畜、农夫、耕牛等，莫不作为赏赐之具。”

土地的赐予，动辄百千顷以至万顷、十余万顷。元朝后期对佛事的支出与赐予持续扩大，严重影响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元统二年（1334年）四月，中书省臣言：“佛事布施，费用太广，以世祖时较之，岁增金三十八锭，银二百三锭四十两，缯帛六万一千六百余匹、钞二万九千二百五十余锭。请除累朝期年忌除外，余皆罢。”朝廷从之。朝廷的佛事支出并没有因此谏言而减少，佞佛之风依然盛行至元之终亡。

元朝统治者长期以来一直推行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政策，这些政策自推行之初就影响着社会安定，最终导致元末社会矛盾的极度激化。贾鲁治河与脱脱变钞是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索，元帝国的崩塌是各种社会矛盾无法调和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