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欲想全面探究隋代关中华严思想的内容已不可能，但若要全面探究唐代关中教外华严思想的内容，其难度则比前者更大。其一，尽管慧赜、吉藏、灵辩（辨）、智正、法常等华严学人曾撰有华严类著述，但除吉藏撰《华严游意》（卷）外，其他均己亡佚

其二，隋代若干华严学人的华严思想在华严宗人的注疏中略有记载，但唐代关中华严学人的华严思想在华严宗人的注疏中几无记载。其三，各史传记载多偏重于华严学人的生平事迹，对于他们的华严思想涉及不多。其四，至于其他文献（资料）记载中是否涉及到唐代关中教外华严思想，尚需长时间的积累。

因此，当前若要全面考察唐代关中教外华严思想，实属不可能之事。现为使本文完整起见，据所搜寻的部分史料，暂对唐代教外华严思想的具体内容略作论述。第一，在华严宗之外，唐代关中尚不乏诸多华严义学思想。如跨隋唐两代的吉藏、智正等，其华严思想己具如前文；另有慧赜、灵辩辨、智正、法常、义褒、静琳、弘智、圆照、利涉等等，亦对华严义学也有探究，只是他们的华严义学思想的具体内容已不可查。

中国医药学大师孙思邈及其子行真（元一）也对《华严经》非常推崇，孙思邈不仅鼓动唐朝帝王读《华严经》，而且认为玄奘所译的卷《大般若经》所代表的“般若空宗”，只不过是“《华严经》中，枝条出矣”，也就是说般若空宗之学不过是从《华严经》中流出的一小部分而已，因此他称《华严经》为佛经中的“大典”。

此外，法藏还提到，北魏灵辨的《华严经论》在唐初曾于关中广为传布但其具体传布情况不明气第二，前文已明，自隋代以来，关中华严思想在华严义学之外，还存在着信仰与实践型的华严思想形态，如读诵《华严》及其与禅修结合的修禅法门、注重慈悲救世的普贤行、神力崇拜型信仰、与净土思想结合的彼岸信仰以及求消除业障、救度亡灵的福报信仰、卢舍那佛崇拜等的华严思想。这些信仰与实践型的华严思想形态在唐代的关中依然存在，并受到当时僧俗二界的尊崇，成为唐代关中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重要一支。

如智正在研弘《华严》义理时不忘禅定修行，特别是樊玄智在探究《华严》义理之外，更把‘《华严》的读诵作为修禅的一种法门，并注重“普贤行”的实践法门。（具如前文）早年寻求神仙之术的弘智，入唐后住至相寺，讲《华严经》，“神用通简”，“弘诱博爱，为而不恃”，呈现出神力崇拜型的华严思想及普贤行型的慈悲救世精神。比丘尼无量“因勤励损心，更婴他疾”，于是“誓持《华严》，行菩萨道，因即瘳愈”，也体现出神力崇拜型的华严信仰及注重菩萨行的实践法门。

神力崇拜型的华严思想还影响到华严宗人。如法藏祈请神人为悟真寺掘井取水气讲《华严经》而大地震动气在长安城玄武北门设立华严讲会而现神异等。与净土思想结合的彼岸信仰型华严思想亦影响到了华严宗人。行等“每讲后，常礼佛名及读《华严》，以为消障之本也”；“从（行等）受戒者，死而还活，冥曹所放，云传等教，斯亦骇动幽显”，可见《华严经》所具有的消除业障、救度亡灵的功能，在当时的影响确实不小。《华严经传记》也多处记载《华严经》的神力及其消除业障、救度亡灵的福报功能在僧俗二界中的广泛传播。此外，唐代关中也存在卢舍那佛（毗卢遮那佛）的崇拜，如法诚（曾画七处八会之像；早年在至相寺师从法藏的法澄（，在抄《华严疏义》卷之外，画华严海藏图。

综上可见，信仰与实践型的华严思想确是唐代关中华严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纵观唐代关中华严思想，其既包括内容丰富的华严义学思想，也不乏形式多样的信仰与实践型的华严思想。与隋代关中华严思想相比，在具体内容方面，在继续保持信仰与实践型华严思想的同时，唐代关中华严思想在华严义学思想上更趋发达，突出的表现就是华严宗创立及其绵延二百年之久的巨大理论创造。

在传播领域方面，在保持着其在社会一般民众中的影响的同时，唐代关中华严思想与社会上层权贵的联系更加密切，如法藏、澄观、宗密均曾奉诏入宫为帝王讲经说法；法藏还奉诏为国家祈福作法，为中宗、睿宗授菩萨戒；澄观被德宗授“清凉国师”称号，宗密被文宗赐紫袍、敕号大德等；利涉住于颇具“政治色彩的皇家供养的寺院”安国寺，深受帝王、卿相尊崇等。综上所述，唐代关中华严思想在隋代关中华严思想的基础上，整体上进一步呈现出多元化、立体化的发展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