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共事近20年的中年同僚突发脑溢血逝世,勾起我对人生无常的无限慨叹,忆起几位亲人往生的事,我更加神伤,提笔行文,不禁时时痛哭不止。
首先想到我的父亲。在我6岁时母亲病逝,年仅31岁。刚出生的弟弟才7个月,没有奶吃,父亲只好把弟弟送亲戚抚养。父亲虽然再娶,继母也生下小妹妹,但因性情不合,没多久父亲与继母就离婚了。此后,我和兄、姐、大妹共四人全靠当工人的父亲一点微薄收入过日子,生活非常艰困。父亲又当爹又当妈,其愁苦可想而知!我小时候很会读书,但身体很弱,常生病,也很调皮,爱跟别的孩子打架、偷东西吃,惹父亲生气。每当我又惹麻烦的时候,父亲抓住我,一边打,一边念叨我死去的母亲,哭道:“天啊,地啊,为什么这么苦啊!”那哭声深深地录在我的脑海里,至今清晰如闻。
“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我白天在街办厂打工,晚上和星期天苦读备考。因为我不是应届生,没有条件接受补习,也拿不到参考书,父亲就想办法找熟人弄来一套,让我有书可读。大学期间,我每月有21元甲等助学金(当时没有奖学金),但父亲还是节衣缩食,每两个月就寄10元钱资助我生活、学习,一直到我毕业。
1991年春节全家围炉团聚,我发现父亲一人脸色惨白,身体削瘦,闷闷不语,带他去医院检查,确诊为食道癌!我和兄姐陪他到医院做放疗,最后又让他住院治疗,我对内与医生讨论治疗方案、参与陪护,对外与父亲工作单位联系、办事,乃至几次回老家接洽善后、归葬等事,身心疲惫不堪,但总算把善后办得热热闹闹、备极哀荣,满足了他叶落归根的遗愿!
几年后的一天,小妹夫突然来电话说我继母身体不舒服。我赶过去,接她到中山医院,一个人搀着她挂急诊、拍片、抽血化验、安排住院。医生说她患高血压,要她注意休息,不能太累。没想到出院后不到一个月,她脑溢血复发,出血不止,当晚就离世。那晚,我小妹妹哭得昏死过去。我与小妹夫两人帮着抬继母的遗体到太平间的冻柜存放,为她守灵。第二天凌晨,小妹夫伤心痛哭,我让他先回家休息。整个太平间,阴冷苍白,就留我一人独守到天明,那凄怆的情景至今难忘!
我父亲有兄弟四人,其中最小的一个我叫他五伯父。他八十几岁那几年,每到春节,我就带着我儿子去看望他,送些钱给他过年用。那年腊月二十八,我照例上门慰问,他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了。结果正月初一凌晨2点,他儿子——我的堂兄挂来急电说,老人已经走了。第二天大家忙过年,一时找不到人手,于是,我这个文弱书生也帮着抬棺!
五伯父有四个儿女,二女儿因患红斑狼疮而痛苦自杀。出殡那天,我赶到她家送她最后一程。不知怎么,到场的亲属竟然只有她的大姐、弟弟和我三人。大姐悲痛欲绝,几乎要瘫软在地,我这个做堂弟的,就拼命搀着她一步一步地走,真个是孤单呀!
我的弟弟从小送人,养家有一个姐一个哥,都成婚在外。他文化程度低又没手艺,年过三十还是单身,跟着养母相依为命。养母在家去世那天,我弟弟的养姐年纪大,养哥因整天游荡而失联,所以叫了我过去帮忙。当晚,弟弟养母的遗体放在狭小的客厅,我和弟弟两人席地而卧,阴阳相距不到2米,黑夜中只见烛影摇曳,毛骨悚然!
我老家有两个舅舅、一个姨。自从我母亲过世后,我们就跟舅、姨慢慢疏远了。但他们来厦门,还是会找我们叙亲的
。我派驻泉州当记者期间,采访途经也会顺道去拜见他们。姨与我有缘,常念叨我。她重病时,对她儿子——我的表弟提出要看我。不巧那时我因重病化疗才结束,身体很虚弱,平时散步都不敢走太远,更何况出远门?但我还是下了决心,当天中午乘长途大巴转车去晋江她家,告慰她。晚上8点多我回到厦门,又累又饿,说不出话来。几个月后姨走了,表弟来电报丧,我又代表我家兄姐妹去参加葬礼,跪着给她送行。表弟和老家其他亲友都不知道:我竟然是带着病体来的!除了这些,我二伯父、二伯母、大堂兄、大舅等人过世,也是我代表兄姐妹几人去奔丧、慰问。
与佛结缘之后,依佛开示,我就有意识地诵读经文,回向给这些先人,存亡两利。
6月上旬,我到医院复查身体,各项指标均保持正常,复查从原来半年一次改为一年一次。妻为我高兴。聊起我处理几位亲人的善后,我触动情愫,呜咽欲泣。妻说:你做这些事,是积阴德的。联想到我安然渡过了重病后比较危险的五年康复期,我私忖: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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