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佳丽地，六朝古都南京繁华竞富的市中心，有一极清净的去处，这便是著名的佛教文化机构金陵刻经处。看云起潮落，红尘扰攘之中，金陵刻经处闹中取静，历140年风雨历程，一路走到了今天。

　　2006年9月22日，秋风劲爽度江天，海会云集聚金陵，各方大德长老、檀越信施来到金陵刻经处，共同纪念金陵刻经处创立140周年，庆祝金陵刻经处传统木刻雕版印刷技艺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祝祷赞颂，法喜充满。光风霁月，天欢地喜之中，金陵刻经处140年风雨历程，一幕一幕，一点一点，都在向我们演音说法……

　　一

　　1866年，“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杨仁山居士，创立金陵刻经处，“奋起末法苍茫，宗风歇绝之会，以身任道，论师、法将、藏主、经坊，四事勇兼，毕生不倦，精诚旁薄。”（沈曾植《杨居士塔铭》）从此，中国近现代佛教波推浪涌，开始了全面复兴。

　　晚清中国佛教衰敝，学佛信众几乎一经难求。 1865年，杨仁山初至南京。此前病后阅读佛典《大乘起信论》而对佛法发生兴趣、产生信仰的杨仁山居士，来到南京便进而搜求佛典，但也仅购得经书数种。

　　1866年，杨仁山携全家移居南京，参与经过10年战火后的城市恢复工作，主持江宁工程。战火过后的南京，佛教文物典籍损毁殆尽，甚至连最常见的佛经如《无量寿经》、《十六观经》等也难以觅到。他的同事王梅叔，深研佛学，两人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切磋，对此佛法衰敝、经书难觅的境况，深感痛惜。他又与魏刚己、赵惠甫、刘开生、张浦斋、曹镜初等交游，共同讨论弘法事业，认为在末法时代，只有佛教经典广为流传，才能共沾法益，光大佛法，普济众生，便发起创办金陵刻经处。

　　金陵刻经处成立后，首刊《净土四经》，开始了印经以弘法、弘法以利生的事业。杨仁山居士发勤勇心，约志同道合者10人，草订章程，募刻佛藏。刻经经费除发起人按月认捐外，派人外出劝募。刻经处初创时期，设写手1人，刻手7人，主僧1人，香火2人。杨仁山“日则董理工程，夜则潜心佛学，校勘刻印而外，或诵经念佛，或静坐作观，往往至漏尽就寝。”

　　杨仁山身兼数职，颇妨碍学佛，1873年，遂屏去杂务，专志居家读经。1874 年，依据《造像量度经》，审定章法，延请著名画家张益、张国瑞和名刻工潘文法，绘刻释迦牟尼佛像、西方极乐世界图、十八臂、四十八臂观音像。又寻得周璕画慈悲观音像、简诏画灵山法会图等精美佛画，摹绘刊印流通。杨仁山泛舟游历苏浙，礼阿育王寺佛舍利，朝普陀山梵音洞，听闻苏州洞庭西山有古寺，想必有旧经古籍，便又前往搜寻，无所得，而旅资短缺，几不能归。时家计也发生困难，即复就江宁筹防局工作。1875年，去汉口经营盐局工程。

　　1878年，杨仁山随曾纪泽出使英、法，在英国博物馆见到国内遍寻不得的我国古本佛经，异常感慨，刻经弘法的决心更加坚定。1881年6月30日，在伦敦日人末松谦澄寓所，杨仁山见到了在牛津大学研究梵文的日本真宗学者南条文雄，第二天晚上又约见于中国公使馆，“奇谈颇多”。杨仁山与南条文雄相互探讨佛学，相契甚深，结道谊之交。南条文雄赠与杨仁山梵文本《大云轮请雨经》，从此，他们经常互赠经书，往来切磋。杨仁山归国后，还时常托南条在日本购书，前后共购得中国隋唐古德遗著300种左右，其中不少在中国早已经失传。

　　当年杨仁山托南条文雄购得的经书，至今尚有190种860册完好保存在金陵刻经处深柳堂。古本复存，睹之令人思绪幽幽。而南条文雄在其《赠书始末》中对他们往复搜求赠与佛典的详细记述，更是让人感慨系之。杨仁山内弟苏少坡赴日本时，带去了杨仁山给南条文雄的信和求购书目，杨在信中说：“因舍亲苏少坡赴贵国之便，特以奉赠《身心语》……唐以前佚书，贵国间有存者，弟欲觅晋时支道林、竺道生著述，另开于后，如可觅得，祈代购数种。倘寺内尊藏之本，不能购买，可属苏君钞稿寄回，不胜盼祷！” 南条文雄应杨仁山之请，广为搜求，得到赤松连城等的襄助：“10月17日，余在西京向赤松连城谈及的事情，希望借他藏书寄给杨氏抄写。11月20日，赤松师寄来书籍，后又收到寄赠书籍7部，因此连同这些书寄给苏氏，让他转送杨文会。”千里迢迢，几经辗转，收到南条送来的佛典以后，杨仁山表示了深深的谢意：“承赤松连城君赠书8册，感谢无极。万里同风，作法门文字交，诚千古胜缘也。虽未能把臂倾谈，而展玩手写之本，不啻睹面亲承矣。”

　　对于前前后后多年来，通过南条文雄寻回诸多隋唐古德逸书，杨仁山不禁感慨万千，致信南条：“比年以来，承代购经籍，千有余册，上至梁隋，以至唐宋，贵国著述，罗列满架，诚千载一时也！非阁下及东海君大力经营，何能裒集法宝如此之宏广耶？”杨仁山不辞艰辛，广事搜求，集腋成裘，随募随刻，艰难而复精进，感人至深。

　　当时，日本藏经书院正在编印《续藏经》，也需要日本国内未见之经籍章疏及密教典籍。应日本方面请求，杨仁山又在我国国内多方搜求，前后供给藏经书院、南条文雄等佛典数十种。日本《续藏经》编纂中野达慧在《日本续藏经编纂印行缘起》中说：“先是介南条博士，请金陵仁山杨君搜访秘籍，未几又得与浙宁芦山寺式定禅师谛法门之交，雁鱼往来，不知几十回。二公皆嘉此举，或亲自检出，或派人旁搜，以集目录未收之书，而见寄送者，前后数十次，幸而多获明清两朝之佛典。予每接一书，欢喜顶受，如获赵璧，礼拜薰诵，不忍释手，虽蠹简断篇，靡弗收录焉。” 杨仁山还在经济上赞助《续藏经》，《续藏经》的“随喜助缘芳名录”甚至以仁山居士为首。金陵刻经处的刻经和日本藏经书院编辑《续藏经》，事虽别行而复相应，展开了跨国间的合作互助，令人感慨。

　　正是本着复兴整个中国佛教的宏誓悲愿，四处寻觅，上下求索，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刻印经籍，具有了可以标举时代的风范。

　　金陵刻经处刻印经籍高立义，以弘法布教为目标，所印经籍全部重新加以句逗、分段和校勘，使版本更加精审，更加便于学人读解；使经义得到更加清晰呈现，义学振兴有据。金陵刻经处刻印经籍严简择，对文义浅俗、迷信附会之书及伪经伪论严格简别，从经籍源头上杜绝了相似佛法的泛滥，保证了佛教正法的弘扬。金陵刻经处刻印经籍广涵盖，不拘一宗一派，特别是杨仁山居士通过南条文雄从日本寻回中国宋元以后失传的隋唐古德著述三百多种，择其精要刻印流通，使三论宗、唯识学等宗派得以旧义复明、宗旨重光、绝学恢复，近代中国佛教也从此走上各大宗派全面复兴之路。金陵刻经处高立义、严简择、广涵盖，刻印经籍，流布经教，为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提供了可靠的经典依据，也是近代中国佛教得以复兴的基础。

　　二

　　1897年，杨仁山筑室于金陵城北延龄巷。新居院落占地六亩多，有房屋60多间。杨仁山的起居室在院落的西部。起居室的前面有池塘，四周植柳，取唐人诗意，命名为“深柳堂”，学者因以“深柳大师”称居士。此处是杨仁山校勘经典、著述授学的地方。堂分三间，东间是卧室，中间是会客室，西间是书房。是年夏天，杨母孙氏卒，三年服阕，仁山对三个儿子说：“我自28岁得闻佛法，时欲出家，徒以有老母在，未获如愿，今老母寿终，自身亦已衰迈，不复能持出家律议矣。汝等均已年壮，生齿日繁，应各自谋生计，分炊度日，所置房屋，作为十方公产，以后毋以世事累我。” 1901年，他命其三子立了“分家笔据”，将住宅房屋60多间并宅基地六亩多，悉数捐给了金陵刻经处，永作刻经、藏版、流通之所，而历年刻经所欠3810两银债务，则由三房分担偿还。这种为法奉献精神，令人感叹赞叹!

　　杨仁山居士筑室延龄巷，舍室为法，金陵刻经处有了永久场所，刻经弘法事业更好地开展，影响日隆。

　　1896年，谭嗣同在南京候补江苏知府，不愿与腐败官府周旋，闻知南京城内有杨仁山先生“新学旧学兼通”，便欣然来到金陵刻经处，向杨仁山居士执弟子礼，研习佛学、新学，著成其代表作《仁学》，以佛教理念镕铸新学，提倡变法维新，轰动一时，肇始了佛学对当时社会思潮乃至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谭嗣同离宁赴京参与戊戌变法，将其一套红木桌椅送与杨仁山，并将杨仁山一子带去北京求学，以答谢师恩。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引颈就戮，决志为法捐躯，杨仁山之子也欲同往就义，谭嗣同以献身变法为己之使命，而侍奉孝养其父为其使命相催促，将其赶离了危险境地。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前清佛教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与思想界无关系。其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颇治相宗，然非其专好。至乾隆时，则有彭绍升、罗有高笃志信仰。绍升尝与戴震往复辩难（《东原籍》）。其后龚自珍受佛学于绍升（《定庵文集》有《知归子赞》，知归子即绍升），晚受菩萨戒。魏源亦然，晚受菩萨戒，易名承贯，著《无量寿经会译》等书。龚、魏为新学家所推奖，故新学家多兼治佛学。石埭杨文会，少曾佐曾国藩幕府，复随曾纪泽使英，夙栖心内典，学问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为事。至宣统三年武汉革命之前一日圆寂。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敬信之。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宗教。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杨仁山居士之创办金陵刻经处，影响所及，由谭嗣同而梁启超而章太炎，旁及康有为、杨度等，一时间，佛教思想融会社会新思想，鼓荡社会变革、革命风潮，影响了整个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取向，作用巨大。追根溯源，源头之一便在于金陵刻经处。

　　1908年，杨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经处创办祗洹精舍，这是中国最早的佛教学校之一。杨仁山居士为振兴中国佛教而办学，吸引了一批青年才俊来此参学。太虚大师这样的中国佛教革新领袖人物即从此脱颖而出。

　　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讲学以刻经，阐教以益世，始愿之宏，垂谟之远，都源于老居士无限深广的悲誓宏愿。杨老居士通过出使英法深入考察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深刻认识到：“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曰通商，二曰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缺如。……今欲重兴释迦真实教义，当从印度入手，然后遍及全球。庶几支那声名文物，为各国所器重，不至贬为野蛮之国矣。”正是基于振兴中华的宏愿，以流布经教、增益社会为职志，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复兴中国佛教，才产生了如此广泛的、深远的影响。

　　有愿力之宏，便有信心之坚定。杨仁山居士在百事堪哀的当时就深情地展望：“就目前世界论之，支那之衰坏极矣。有志之士，热肠百转，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兴。然揣度形势，不出百年，必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这种深广的爱国情怀，给金陵刻经处事业增添了异彩。

　　三

　　杨仁山晚年，回忆自已一生的刻经弘法事业，说：“鄙人四十年来，屏绝世事，专力于刻经流通，窃以弘法利生为愿。”1911年10月8日下午，杨仁山居士去世。当天上午，他还与同人详论刻经诸务。当听说又觅得古本注释数种，欢喜不已，说：“予幸得闻此书之存也。”遵其“经版所在，遗体所在”之遗嘱，他的弟子门人，在刻经处深柳堂后、经版房前为其建塔安葬，永远守护着金陵刻经处的延续发展。

　　1918年，杨仁山居士墓塔竣工，塔院后墙嵌有沈曾植撰、魏家骅书之塔铭。杨仁山居士一生，“流通功德藏，接续人天师”，“弘法四十余年，流通经典至百余万卷，印刷佛像至十余万张 ”，功德无量。

　　杨仁山居士的去世，在日本也产生了哀思。当时在日本政治避难的章太炎，发起在东京举行追悼会，立即得到了日本佛教界大德名宿的响应。1911年11月8日，“于东京一桥学士会（馆），由大内青峦、高楠顺次郎、高岛米峰、妻木直良、南条文雄、村上专精、前田慧云、赤松连城、水野梅晓、岛地大等、章炳麟诸氏发起，为清国仁山杨文会居士举行了追悼会。午后2时开会，高岛氏致开会辞，然后，与会者一同面向安放居士肖像及遗墨的祭坛就座。南条博士诵经之后，由妻木氏代读赤松连城寄来的挽诗，一一上前焚香。接着，有南条博士对故人的怀旧谈，至此，仪式结束。又于别室，水野梅晓氏叙述了当时在清国数次和居士会面的情形，以及释庆淳氏给故人门生教授密教之事。4时左右，散会。与会者27名，章炳麟氏因故缺席，由其门生傅铜代理出席。赤松连城的挽诗如下。挽仁山杨大人：呜呼杨君，宗门之彦。身在金陵，德化远传。尝游泰西，百研千炼。虽则研炼，素质无变。深信真乘，弘通经卷。至老益坚，孜孜不倦。神交多年，未曾识面。通信惠书，不见犹见。嗟君逝矣，何耐悲恋。聊陈微词，以代菲奠。”（日本第三弟子《杨文会居士追悼会》）

　　杨仁山居士去世后的当天晚上，按照杨生前的要求，同人在碑亭巷蒯寿枢住宅开会，讨论组成金陵刻经处董事会，推梅光羲、吴康伯、欧阳柱、狄楚青、叶子贞、梅光远、李翊灼、王雷夏、李晓暾、蒯寿枢、濮伯欣等11人为董事，商议维护金陵刻经处办法，承居士遗意，商定欧阳竟无、陈镜清、陈宜甫三人分负编校、流通、交际之任，共同负责刻经处事业，金陵刻经处事业后继有人。

　　1914年，鲁迅先生以会稽周树人的名字施银金陵刻经处60元，刻印《百喻经》一百部。早在1906年，与杨仁山居士交谊甚厚的著名居士蒯若木（寿枢），就劝同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学佛。1914年，鲁迅开始认真阅读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是年7月29日，鲁迅“托许季上寄金陵刻经处银50元，拟刻《百喻经》”。此后，鲁迅在日记里详细记述了《百喻经》刻印赠送并以之为母祝寿的情况。

　　10月7日，“寄南京刻经处印《百喻经》费10元”。1915年1月11日，“《百喻经》刻印成，午后寄来卅册，分贻许季上10册，季市4册，夏司长、戴芦（舟令）各1册。”12日，“午后赠稻孙《百喻经》1本。”13日，“上午寄二弟《百喻经》6本一包。”15日，“又赠稻孙《百喻经》2册，汪书堂1册。”17日，“午后季自求来……赠以《百喻经》1本。”19日，“赠陈师曾《百喻经》1册。”21日，“晚蒋抑之来，赠以《百喻经》……各1册。”7月20日，“夜以高丽本《百喻经》校刻本一过。”1916年5月10日“送朱造五《百喻经》一册。”

　　12月3日，鲁迅“归省发程”，从北京南行，向浙江绍兴老家出发， 7日到家，13日“为母亲六十生辰”。这之间，鲁迅携为母珍重准备的寿礼——《百喻经》，一路经过刻印《百喻经》的金陵刻经处所在方所，该是以一种怎样的心境注目金陵刻经处？

　　也许，从此之后，鲁迅乃至鲁迅作品、鲁迅精神，都在以一种自己的方式注视着金陵刻经处以至由金陵刻经处肇始复兴的中国佛教。

　　是啊，鲁迅后来深思苦参 “国民性”问题，“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国民性”人物形象塑造中，早已深深浸透了《百喻经》对人性无明痴暗冥顽的批判精神，慑人心魄，透彻骨髓，甚深复甚深……

　　四

　　“深柳大师以辛亥革命之前二日示寂，先期以金陵刻经处校理刊印之事付嘱（欧阳）竟（无）师，盖并迦叶阿难二尊者之事业而寄诸师一人之身也。” （黄忏华《记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内学院之先河》）承续杨仁山居士遗愿，“一代佛学宗师”欧阳竟无继续老居士未竟之业，继续校刻其生前未完成的《瑜伽师地论》后四49卷，广事刻印千年绝学法相唯识典籍，并作叙阐述法相唯识奥义。千年晦暗不明的唯识奥义一经欧阳阐明，便深得有识之士赞叹。他每成一叙，必去上海与沈曾植畅究其义而归。一次，恰值日本佛学家木村太贤来沪，一同就佛学深义进行交流，相谈甚契。章太炎在《支那内学院缘起》中说：“友人欧阳竟无尝受业石埭杨居士，独精《瑜伽师地论》，所学与余同。尝言唯识法相，唐以来并为一宗，其实通局大小殊焉。余初惊怪其言，审思释然，谓其识足以独步千祀也。”

　　欧阳竟无在金陵刻经处研究部进而聚集人员，大兴研究讲学之风，吸引十方。高视阔步的梁漱溟前来问学后，在举世瞩目的北京大学讲坛，“一日谓全级学生曰，欧阳竟无先生，时之泰岳，吾不如彼，君等学佛，当往从之，吾且先矣。”（王恩洋《追念亲教大师》）参加辛亥革命而对革命党人中之私欲熏心、勾心斗角不满，退出革命，专志学术，后来成为现代新儒家宗师的熊十力，于北京广济寺向梁漱溟请教佛学时，梁漱溟也劝他去向欧阳竟无问学深造。1920年秋，熊十力辞去天津南开中学教职，来到南京金陵刻经处研究部，拜欧阳竟无为师，钻研佛法。

　　研究部人员增多，金陵刻经处内地方不够，欧阳竟无遂于刻经处旁边躬家桥、双塘巷租屋，以便继续从事研究讲学，而经费有限，条件非常艰苦，有时甚至只能一日一餐而已。熊十力只有一套衣服，洗外套时，只能终日卧床御寒；洗内衣时，罩上外套在刻经处院内行走，同人戏称为“空空道人”，大家相视一笑，也不以为意。而欧阳竟无也时而带领弟子门人游鸡鸣寺、扫叶楼、莫愁湖诸名胜，相随逶迤前后，高歌唐人诗句过市，旁若无人，俨然有“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之风。

　　欧阳竟无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摄受引领着一批求道者，在金陵刻经处孜孜研习推阐佛法：“师于同人亲若家人父子，常以豪杰相期许，谓非超群绝伦人，不能堪此淡泊生涯，销声穷巷，钟迹萧斋，治出世间学也。……然师神韵严肃，容止方棱，以叔师道不尊由师不严也。复常勉同人以尊师重道，同人偶有失当，亦诃斥随之，声色俱厉，不稍宽假也。”（黄忏华《记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内学院之先河》）

　　欧阳竟无的学问见识、人格魅力及其辩才无碍，倾倒了不少的社会精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参学请益。姚妙明、吕澂、黄树因、徐克明、苏心田、黄忏华、陈铭枢、刘抱一、黄子山、熊十力等人，先后相率前来研究部追随欧阳竟无研习佛学。为了将金陵刻经处研究讲学事业发扬光大，欧阳竟无拟将研究部扩大发展创建为支那内学院。1918年，先于金陵刻经处研究部设筹备处，经4年筹备，1922年，于南京公园路正式创立支那内学院。内学院一成立，欧阳便创讲“唯识抉择谈”，吸引了十方善信前来听讲请益。梁启超来南京东南大学讲学时，也前来听欧阳讲唯识学，后因病中止。1922年11月4日，他致函欧阳，引以为憾：“侍讲席两旬，所以弘我者无量。方翼多聆慈诲，益植善根。不意比以积劳，病中心藏。医者督责辍课静养，而此间从事结束，非久便当北归。在此当尚有半月以上。自怅善缘短浅，有导师而不克久侍。然此两旬所受之熏，自信当毕生受用不尽也。归后疗养稍可，当辍百业，以一年之功，专治唯识。或常以书请益，仍乞垂悯见诲。并呈拙稿数篇，能批数语掷下，亦足鼓其精进也。敬上。竟无先生吾师。启超拜。”以梁启超当时在政界、学界和社会上的巨大影响，对欧阳却如此殷勤恭敬恳切，可以见到欧阳竟无之学识人格，面向社会，诲人之真，慑人之广，感人之深。从此，旁出金陵刻经处发展的支那内学院，又将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讲学以刻经、阐教以益世的风尚，推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五

　　杨仁山居士之后，金陵刻经处继续募刻《大藏辑要》，共集资24900元，至 1922年，刻资告罄。此后，至 1938年，仅刻经数10种。从1912 年至1938年，金陵刻经处共刻印经书约300余种。金陵刻经处印刷经典佛像流通，本着弘法利生精神，只是按纸墨印工计算成本，管理的经费也是另外由信众捐助，这样，一旦募集经费告罄，刻经活动也便难以为继了。实际上，至1922年，募集的刻资用完后，金陵刻经处刻经业务便已经基本停顿了。

　　1937年12月，日军进占南京，刻经处人员离散。支那内学院由欧阳竟无率众将历年所刻经版迁往四川，而在南京的房舍和数10万卷藏书则毁于日军屠城大劫。刻经处深柳堂也被日军焚毁，杨仁山居士墓塔幸免于难。日军曾数度问津刻经处，搜寻经版藏于何处。看守者早已将收藏经版的三间大屋妥为封闭，并将坊内通往藏版处的曲径塞满杂物，经版终于并未被日军发现抢掠。

　　深柳堂被日军焚毁后，日本国内佛教界得知情况后，感于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之与日本佛教界的法谊，要求恢复，汪精卫政府迫于压力，拨款复建，但因施工偷工减料，复建的深柳堂不复以前规模意蕴。

　　40年代末，刻经处业务已完全停顿，所有职工皆已散去。当时，仅有陈宜甫一人，住半间小屋，孤守残局。大院内住了40几户人家，树倒墙塌，垃圾满地，甚至连储存经版的十几间房屋的窗户铁柱也被人撬去盗卖。金陵刻经处已是呈现出一派风雨飘摇、凄凉萧楚的境况。

　　1952年，陈宜甫去世，刻经处看守无人。赵朴初居士在上海接到杨氏后人告急书，深感刻经处之重要，不能听任消失，便邀集沪上缁素大德圆瑛、应慈、持松、妙真、清定法师及林子青、游有维、李赞侯居士等开会，组成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推赵朴初居士为护持委员会主任。护持委员会出资，并派徐平轩居士主持恢复刻经处业务，金陵刻经处得以从破残不堪的残局中被挽救过来。在南京市政府的支持和佛教界的协助下，收回了房舍，并得以全面修葺恢复。

　　当时经版杂乱散置在经版房地面上，地面潮湿，灰尘厚积，蛛网密布，经版虫蛀霉烂严重。经过清扫整理，入架经版共计47421块。

　　1957年，金陵刻经处成为中国佛教协会直属事业单位，根据中国佛教协会的统一安排，全国各地主要经版资料一起归并到金陵刻经处集中保管使用。金陵刻经处经版增至15万多块，成为全国汉文佛经刻印收藏中心，补齐印行流通了《玄奘法师译撰全集》等大部类经典，在全国佛教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欧阳竟无弟子，“当代功力无出其右的佛学大师”吕澂先生携支那内学院经版图书资料，也回归到了金陵刻经处，得以妥为保藏传承下去。今天，欧阳大师、吕澂先生使用批阅过的佛典，还在金陵刻经处深柳堂书橱中，整齐排列，向人们展示着大师的真迹。

　　吕澂先生将他始终珍藏保管的欧阳竟无的珍贵手稿，也带到了刻经处。对于恩师欧阳竟无的资料，吕澂先生总是小心翼翼地妥为保藏，不愿有一点闪失。1943年欧阳大师去世后，不管外出到哪里，吕澂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铁匣子，别人都感到很奇怪，其实，那里面就珍藏着欧阳大师的遗像。

　　吕澂先生对欧阳大师师生感情之深挚，对欧阳大师创立的事业的殷勤守护、善予传承，都源于欧阳大师学问见识、精神品格的感召，源于他们师生之间声气相应、莫逆于心的感应。1918年欧阳筹办支那内学院时，急需得力助手，想到了在刻经处研究部跟随他研习佛学的学生吕澂。但当时吕澂已在刘海粟所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务长，撰有《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等专著，是中国美学领域的开拓者，又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互为呼应，提倡“美学革命”，已是声名卓著。然而，欧阳还是说动吕澂放弃已很有成就的美学专业和教职，毅然决然回到金陵刻经处，与他一同筹办支那内学院。从此，吕澂先生专心佛学，孜孜兀兀，穷年累月，追随欧阳大师直到逝世，未暂舍离。

　　吕澂携带恩师欧阳竟无及支那内学院的重要经版资料，回到了金陵刻经处。在金陵刻经处，他具体负责领导在此成立的“《佛教百科全书》（中国卷）编纂委员会”工作，培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托培养的佛学研究生，讲授“中国佛学”、“印度佛学”等课程。吕澂与游侠、李安、田光烈、谈壮飞诸先生，带着来自北京、内蒙古、上海的杜继文、张春波、高振农三位研究生，在其慈悲社3号住处与金陵刻经处，往来教学、研究、著述并指导金陵刻经处工作。杨仁山、欧阳竟无、吕澂一脉相传的金陵刻经处法脉文脉，重现光华，熠熠生辉。

　　六

　　“文革”浩劫，金陵刻经处与全国佛教寺院一样，也受到冲击，人员遣散，图书资料被送去回炉。红卫兵宣传队进住刻经处，吃住排练都在其中。院内变得一遍狼藉，到处都是印经用宣纸，红卫兵随手拿来当如厕手纸，而经版木架，则被用来烧水烧饭。经版被登记造册，准备象征性保留几块，其他全部销毁。这些情况上报到了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感到事态严重，便将情况一直上报到了国务院。国务院直接去电南京要求保护，经版才重新上锁保护起来，所藏经版12万多块得以保存下来，但也已经全部下架，散置在地，凌乱不堪。

　　1973年，旅居美国的杨仁山居士孙女杨步伟和孙女婿——国际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回国观光，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他们向总理提出恢复刻经处的请求，周总理深夜召见赵朴初居士，指示“保护恢复金陵刻经处”，吩咐规划恢复。赵朴初居士陪同赵元任夫妇到刻经处拜扫墓塔，并首先组织协调收回了墓塔前深柳堂三间房屋。“文革”中，金陵刻经处的恢复工作就已启动，这在全国佛教界都是绝无仅有的。

　　70年代末、80年代初，赵朴老9次亲赴南京，得到江苏省、南京市有关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解决了许多难题，金陵刻经处业务得以真正恢复。

　　1982年重印首批经书《净土四经》、《百喻经》、《杨仁山居士遗著》，赵朴初亲撰《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以志法轮重转之庆”，感叹“其亦法运更新之始欤!”。此后，金陵刻经处持续不断地印行流通了大量经典，特别是《藏要》、《玄奘法师译撰全集》、《普慧藏》等大部类佛教典籍的印行流通，很好地满足了佛教界的需求，为当代中国佛教做出了贡献。1990年，得到香港宏勋法师发起捐助，金陵刻经处购置了现代印刷设备并逐步更新，在传统印刷的基础上，又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刷新版佛教书籍，进一步扩大了刻经处印经事业的内涵，满足了佛教善信的新需求。

　　“文革”后，金陵刻经处恢复发展，赵朴老倾心护持，凡是到南京，都要到金陵刻经处看看。看到印经事业恢复有序后，赵朴老总是嘱咐，“佛学研究，尚待发扬”，“恢复仁山先生、竟无先生倡导佛学研究、培养佛教学术人才的事业”，深心祝愿“讲学刻经事业日新日进”，“不负仁山先生及其门弟子与历来护持者创业守成之艰难，尤毋负周恩来总理在动乱期间谆谆嘱咐恢复刻经处之至意！”

　　2000年5月21日，殷殷护持金陵刻经处的赵朴老舍报西去。金陵刻经处印经房舍前一株根深叶茂的高大香椿古树，同时枯萎树冠西侧一半。次年，春风吹拂中，那一半，又新绿复萌。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今年，国务院又授予“金陵刻经印刷技艺”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央电视台“中国记忆”栏目，为此对金陵刻经处进行了专题实地拍摄报道。

　　1986年、1997年，分别举行了金陵刻经处创立120周年、130周年纪念活动。今年9月22日，又举行了140周年纪念暨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庆祝活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常务副会长圣辉法师、副会长兼秘书长学诚法师、副会长明学法师、觉醒法师等大德善知识，风行影从，齐聚金陵，盛况空前。

　　140年来，金陵刻经处在杨仁山、欧阳竟无、吕澂三代佛学大师及其后继者薪火相承、踵事增华下，在各方大德长老善知识的大力支持、倾心护持下，行行重行行，延续发展至今。

　　徜徉在绿树掩映、庭院深深中，那刻版块块、宣纸页页，总在向我们演示着，刻印经典弘圣教，金陵刻经处这一历140年发展，一路风雨、几度兴衰而薪火相承、慧灯不熄的著名佛教文化机构，老树春深更著花，必将继续常明慧炬，为佛教，为社会，放大光明，做大功德，作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