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佛国记》与中外交通史研究

佛教传入中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确切初始，尽管已经无法确定，但有一点却是明确的，即其传播的途径的双向性。第一个向度是“东来”，其传法主体或者为天竺僧人，或者为很早就信奉佛教的西域国家之僧侣。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立足，并走向“中国化”的道路，这两类人是立了首功的。可以说，佛教在中土的流传主体是经历了一个由外国侨民群体再到中土人士的发展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由民间到上层贵族的提升与拓展。而随着佛教在中土的逐渐深入人心，被动地由外国僧人灌输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中土佛教信仰者的迫切需要了。

在此情形下，中土人士西行求法运动便应运而生。这便是佛教东渐之中的“西取”向度。法显就是这一西行求法运动中最杰出的一员，而《佛国记》便是西行求法活动中所遗留给人类的为数不多的奇葩。正因为如此，《佛国记》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史之研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正如近代学者方豪所言：“法显之功绩不仅在译经及弘宣教旨，其所记历程虽仅九千五百余言，然精确简明，包括往返西域历程及航海经验，尤为今日研究中西交通史及中亚中古史地者必需之参考数据。”

古代文化的传播与当时的交通情形密切相关。中国古代与印度之间的交通究竟始于何时，现在已经很难确定了。但可以肯定，古代印度与西域即我国新疆地区交通极早。公元前五世纪波斯阿赫曼尼德朝占领粟特、巴克特里亚和旁遮普，曾经多次向葱岭以东地区派出商队，商队之中就有印度商人。到公元前三世纪，在阿育王统治下的孔雀王朝，双方的往来已经完全确立。随着张骞出使西域的成功，西汉政府建立了直接与西域沟通的管道。

自从张骞开通西域之后，经由中亚的道路成了中国与外界交往的主要通途，中亚也就成了联结中国与南亚、西亚以及欧洲的最重要的纽带。中土从陆路西行求法的僧人大都取道此途，法显也是如此。此外，从陆路通往印度的道路还有第二条，即由今日之四川经由云南，进入缅甸，然后抵达印度。这一条线路的开通要早于张骞出使西域的时间，因为张骞在大夏(今日阿富汗)时曾经见到过邛地(四川西昌附近)出产的竹杖以及蜀布。

大夏人告诉张骞，这些是从印度得来的。公元三世纪初，有一批蜀地僧人曾经通过这一条道路到达印度。古代中国与印度之间第三条交通路线是海路，即从海道西行，从斯里兰卡登陆，然后北上印度。法显就是选取这条海路回归中土的。

在晋宋之际，从长安经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到敦煌，再经过玉门、阳关，就可到达西域。《汉书》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法显从长安出发，经过张掖镇、敦煌到鄯善，然后从鄯善北上至焉耆，再经过龟兹至于阗。从这一行程看，法显选择的是“北道”。

至焉耆后，法显一行又转向西南，取道塔克拉干大沙漠，直达“南道”重镇——于阗。从于阗前行，经过子合国，法显等人进入葱岭山中的于麾国、竭叉国，最后才到达北天竺境内。法显回国取的是海道，即从巴连弗邑沿恒河东下，到达多摩梨帝海口，然后从此乘船西南行，到达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在师子国停留二年，法显乘船东下，后经马六甲海峡到达今日所称的加里曼丹岛。在加里曼丹岛停留五个多月后，法显又乘船沿着东北方向直趣广州。在西沙群岛附近遭遇风暴，法显所搭乘的船队在海上漂流七十余日方才到达今山东崂山南岸。

法显《佛国记》对其亲身经历的往程与归程的基本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这对于当时和以后有志西行的人们，不啻是一种文字的向导。同时，《佛国记》的记载又成为人们研究中国古代与西方之交通管道的最为可信的资料。这一意义，在其问世未久，就显露出来了。北魏郦道元撰写的《水经注》中，有二十余处引用《佛国记》的记载，其涉及的地域范围甚为广泛。北起我国新疆境内，南及印度河、恒河流域。后来，我国正史的“地理志”都程度不同地吸收了法显此书之中的材料。

《佛国记》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著作，但法显在记述中依照游记体的规范，以言必依实的原则，详细、准确地记载了自己所到之处的地理状况。特别是在西域、印度行程的记载，为研究古代西域、印度城市及国家的地理沿革提供了第一手数据。由于文化传统的关系，古代印度没有留下来专门的地理学著作，甚至连这方面的记载也很缺乏。而《佛国记》的相关记述，起了填补印度古代地理学著作之空白的作用。特别是《佛国记》所涉及的公元五世纪及其以前印度的历史地理状况，已经成为考订古代印度历史地理的权威材料。事实上，《佛国记》的相关记载，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一起，已经成为近代以来西域、印度考古发掘的最重要的线索。

2.《佛国记》与西域史、印度史研究

法显对于公元五世纪之前的西域、中亚以及印度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方面的真实叙述，是研究这一地区古代历史的最可宝贵的历史文献。《佛国记》的这方面的价值，早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学界的共识。

西域地区由于距离内地遥远、政权变更频仍等等原因，其古代社会历史的状况，留存至今的资料较为缺乏。而印度民族，作为一个伟大的智慧非凡的民族，在古代曾经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印度民族在文化性格上却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不大重视历史的记述，对于时间、空间两个方面，夸张、想象的成分过多。

因此，在印度文化史上，缺乏如同中国一样记载翔实的历史著作。因此，要搞清楚印度的古代历史只有依靠外国人的记载。从古代一直到中世纪，到过印度并且留下历史记载的人也不少。如古代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等民族，都留下过相关著作。但西方人的记载大多比较分散，所以，相对而言，东方，主要是中国方面的著述显得更为重要，价值也更大些。

汉代以前，我国史籍中就已经出现过有关西域、印度的记载，但神话传说很多，除了知道内地与这两个地区有过来往之外，具体的事情所知不多。从汉代以来，随着长安与西域之间交通管道的开通以及西域各国对于内地政权的归附与尊重，西域与印度的历史及社会情况成为《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官修史书必不可少的内容。同时，民间的许多著述也对此有所涉及。然而，不管是官修史书，还是民间著述，都是依据来往史臣的报告以及民间的传闻撰写出来的。所以，这两类著作与古代求法僧人归国后所写的著作相比，前者因为缺乏切身体验而时有误解，后者则因为大多出于僧人自己亲身经历及亲眼所见，所以，准确性更高，价值自然也更大些。

中土僧人之西行求法活动，见之于记载并且被学术界公认的是曹魏时期的朱士行，此后的西晋及南北朝时期西行者为数非少，但撰写“行记”者在目前的资料看来，法显是最早的。法显在《佛国记》中对于西域诸国的历史以及自己亲眼所见的诸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作了尽可能的叙述。对于印度公元五世纪之前的历史，特别是佛陀时代、孔雀王朝、贵霜王朝以及笈多王朝早期历史，法显都作了追述。法显到达印度之时，正当笈多王朝后期。

法显在《佛国记》中，对其当时所见所闻作的翔实记录，对于研究考察公元五世纪印度社会历史的状况，弥足珍贵。在法显《佛国记》之后，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之遥相辉映。这四部著作所涉及的时代相互衔接，内容相互补充映证，共同构成了建构印度公元七世纪之前的历史状况的可信坐标和基本材料。在现今，凡是涉及这一段时期西域、印度历史的著作和相关研究，欲越过或忽略中国僧人的这些著述，几乎是难于进行的。

如有些学者所评论的：“像《大唐西域记》内容这样丰富，记载的国家这样多，记载得又这样翔实，连玄奘以后很长的时间内，也没有一本书能够比得上的。因此，从中国方面来说，《大唐西域记》确实算是一个高峰。”即便确实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大唐西域记》以其篇幅的巨大以及“地理志”风格的题材优势，在某些方面有后来居上之势，但《佛国记》的首创之功，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抹煞的。况且，尽管《佛国记》在前，其叙述也有些偏于简略，但在有些方面并不比《大唐西域记》逊色。正如对《佛国记》与《大唐西域记》都有深入研究的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所说：“《佛国记》为一千五百年前之实地考察的记录，凡关于中亚、西亚、印度、南海诸地之地理、风俗及宗教等，实以本书为根本资料。故其价值，早为世界所共认。至其年代与事实之正确及记述之简洁与明快，亦远出于《大唐西域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