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论及唐太宗与佛教之关系，历来有二说：一谓太宗弘赞佛教，如欧阳修曾责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一谓太宗实不以信佛见称。对唐太宗和佛教之关系的看法，何以大相径庭？盖因有关史料往往有相互矛盾之处，于是就见仁见智，各持一说了。其实，这些史料之间的矛盾，并不在于对同一事实记载上的出入，而是客观地反映了唐太宗对待佛教的态度本身存在的种种矛盾。概而言之，一为太宗对佛教的政策在他一生中前后有矛盾，二为太宗对佛教的信仰和政策有时又有矛盾。因此，只有全面深入地分析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才能得出比较确切的结论。

　　有唐一代奉行儒、佛、道三教并存的政策，唐太宗正是这一政策的奠基人。但三教并存不等于三教并重，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唐太宗和他的子孙们对儒、佛、道是时而有所偏爱的。在唐太宗统治期间，他时而表示“己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贞观政要》卷六)；时而宣布“先道后佛”；但在更多的时候，他似乎对佛教寄注了更多的热忱。

　　在隋末的战乱之中，佛教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诸寺湮灭，不可目见”，“佛寺僧坊，并随灰烬；众僧分散，颠扑沟壑”。李唐开国以后，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也对佛教的发展作了一定的限制，如武德九年，唐高祖接受傅奕的意见，颁布了《沙汰僧道诏》。但是太宗继位后，立即宣布废止这一诏令。开始“度僧立寺，广事弘持”，为佛教的振兴颇费心血。贞观三年，太宗诏令全国普度僧尼，诸州有寺之处共度僧尼三千。同年，为报母恩，舍旧宅通义宫为尼寺。以后又陆续修建了不少佛寺。贞观元年至十年，太宗亲自敕建的佛寺就有普光、慈德、弘福等十余处。贞观三年还下令恢复隋朝设在大兴善寺的译场，命印度和尚波颇主持译经；中国沙门慧乘、慧赜、慧净、法琳等十九人助译；并命大臣房玄龄、杜正伦、萧璟等监护勘定。贞观六年，译成《宝星经》、《般若灯》、《大庄严论》等佛典三部共三十五卷。太宗敕写十部，并命大臣李百药制序。此外，太宗又在宫廷内外大兴佛事：或为超度祖先，召僧尼设斋祈福；或因风雨失时，命僧尼诵经行道。而每次佛事完毕，都要大量布施。《续高僧传》卷二二《玄琬传》载：他在贞观初年先后为皇后六宫授戒，“授纳法财，日逾填委”。

　　唐太宗的崇敬佛教，对当时一些上层僧侣的优礼，如贞观六年(632)，太宗诏请华严宗初祖杜顺进宫，下殿亲迎，赐号“帝心”，以致宫廷上下对杜顺礼敬如佛。贞观九年(635)，佛教律学大师智首死，太宗敕令为他举行葬礼，由朝廷供给葬具，命房玄龄、杜正伦等大臣亲往吊祭。总览贞观初的十年间，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是积极扶持。有的学者认为太宗“所修功德，多别有用心”。此说固然不是毫无道理，但如果太宗对佛教并无信仰，恐怕也不会有此番用心吧。自佛法东来后，并不是每个帝王都利用佛教的形式“忧五谷不登”，“申孺慕之怀”，或为“圣朝点缀”的。应该说，这一时期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是和他的信仰一致的。

　　太宗的少年时代正是佛教风靡全国的时期。其时，隋文帝、隋炀帝父子笃信佛教，“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卷三五《经籍志》)佛教的影响已经广泛地渗入到社会各阶层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时崇佛已经成为朝廷内外的一种普遍风气。李氏这个大贵族家庭当然也不会例外。大业二年(606)，九岁的李世民患目疾，他的父亲李渊曾亲自到长安草堂寺拜佛，以求保佑。李世民疾愈后，李渊即造石佛一尊，送入寺内供奉。这些在李世民幼小的心灵里不能不打下烙印。后来他始终念念不忘儿时的这段经历，曾亲自撰诗赞颂草堂寺祖师鸠摩罗什，表达对前代高僧的崇敬和追念。李世民在参与其父建立唐朝的过程中又得到过佛教方面的支持。武德四年(621)，在围攻据守洛阳的王世充这一关键性战役中，嵩山少林寺僧志操、慧旸、昙宗等主动协助破城，并俘获王世充的侄子仁则。这种特殊关系使他不能不对佛教产生某种特殊的感情。因此，他在登位之前就和佛教僧侣交往密切，《续高僧传》卷三《慧赜传》载，武德年间，慧赜和三论宗吉藏法师辨难，李世民“亲观论府，深相结纳，拟为师友”。此外，他与慧休、慧乘、明瞻、智实、法顺等人的交往，也见于《僧传》。

　　社会和家庭的影响以及个人的经历，使唐太宗产生了对佛教的信仰。他曾经多次表白过自己的这种信仰。在《弘福寺施斋愿文》里，他自称“皇帝菩萨戒弟子”，发誓“惟以丹诚，皈依三宝”。表示自己平生的终极信仰是“愿心悟无为，神迁妙喜。策绀马以入香城，蹑金阶而升宝殿。游玩法乐，逍遥净土。永荫法云，尝餐甘露。疾证菩提，早登正觉。”在《大兴善寺钟铭》里，他又自称是“金轮天王”的化身，而今降生帝王之家，是要普度众生，使“云和之乐，共法鼓而同宣；雅颂之声，与梵音而俱远。”“希声旦发，键槌夕震。莫不倾耳以证无生，入神而登正觉。”唐太宗对佛教实行的扶持政策使唐初的佛教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被战火焚毁的佛寺重新修复，在战乱中流散的僧尼又回到寺院，大规模的译经事业得到重兴，佛教各宗派相继创立。贞观年间，全国寺数已达三千七百十六所。“天下僧尼，数盈十万”。这虽不及隋代的僧尼数目，但当时全国人口“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那也已经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了。总之贞观时期佛教已得到相当的恢复和发展。

　　有些史学家在谈到唐太宗对佛、道的不同态度时，似乎很少分析就认为始终是先道后佛。其实，直到贞观十一年(637)为止，李世民从来没有偏爱过道教，他曾明确表白过：“自有国以来，何处别造道观？凡有功德，并归寺家。国内战场之始，无不一心归命于佛。今天下大定，唯置佛寺。朕敬有处，所以尽命归依。”(见《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这是贞观初唐太宗并不重视道教的明证。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颁布《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以后，他对佛、道的政策才发生了变化。这位“皇帝菩萨戒弟子”突然一反常态，宣布“自今已后，斋供、行法、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诏下之后，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沙门智实、法琳、法常、慧净等伏阙上书，要求太宗收回成命。太宗令中书侍郎岑文本宣敕严戒，众僧只得忍气吞声。唯有智实仍向太宗力争佛教的地位，结果遭杖责放还。贞观十四年，道士秦世英指控法琳著论毁谤皇室，太宗遣刑部尚书刘德成等下法琳于狱按问。法琳被判流徙益州，病死在流放途中。

　　佛道先后诏和法琳事件的发生，虽然表明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但决不能因此断言他对佛教的信仰也已经改变。在《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里，唐太宗只是强调佛道的夷夏、亲疏之别，以及天下初定，他在政治上需要采取老子无为而治的主张，以求得“经邦治国、反朴还淳”。至于信仰方面，他明确指出：佛道之间虽然“汲引之迹殊途”，却是“弘益之风齐致”，对佛教并无任何贬责。就在智实遭杖责的同时，太宗还召请沙门法恭和法宣等到洛阳，深降恩礼，入侍宴筵，特诏留住，传送京师。也就在法琳下狱的同时，太宗为了维护佛陀的尊严，还诏令工匠不得预造佛像鬻卖，其现成之像也令分送寺院，从众酬价。

　　唐太宗既然没有改变对佛教的信仰，为什么对佛教的政策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呢？这是因为唐太宗作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封建政治家，当他的宗教信仰和政治需要发生矛盾时，他是宁可抑制自己的信仰，服从政治的需要。当各地的农民起义相继被镇压下去，统治秩序已经基本稳定以后，唐太宗面临的任务一是要打击统治阶级内部的异己力量，二是要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只有这样，唐朝的统治基础才能巩固。唐朝开国之初，统治阶级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暂时保持着合作。但当阶级矛盾由于彼此力量的悬殊缓和下去以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就相对地突出了。当时山东士族地主的力量相当强大，他们并不把以李氏为首的新统治者放在眼里。贞观时，三品以上朝臣欲与山东大姓为婚“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贞观五年，太宗令高士廉等修《士族志》，“全无冠盖”的山东士族崔干犹被列为第一等，居于唐室的勋臣贵族之上。这些现象当然是唐太宗不能容忍的。他一方面在政治上打击山东士族势力，另一方面就抬出了李老君。贞观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太宗亲临弘福寺，召见上层僧侣，对他们解释了“先道后佛”诏令里不能明言的道理：“比以老君是朕先宗。尊祖重亲，有生之本，故令在前。……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应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这一番表白的关键在“李家据国”。说明尊重“老君”是为了抬高新君，“先道后佛”实际是要先君后佛。法琳不识其中奥秘，还要不厌其烦地考证李唐非“老君”后代，难怪要惹得唐太宗勃然大怒了。唐太宗需要追宗论祖，自称为李老君之后，以抬高李家的地位。借尊崇道教，集君权和神权于一身，以此抵消山东士族势力的社会影响，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地位，这是他宣布先道后佛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寺院经济的过分膨胀，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与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发生了矛盾。而在寺院经济中，佛寺的比重又远远超过道观，故佛教经济力量和国家利益的矛盾更为突出。

　　贞观初年，社会经济仍然凋残破败，“田园荒废，饥馑洊臻”。但是佛教寺院经济却得到迅速发展。如嵩山少林寺拥有太宗所赐地三十顷，水碾一具。京师清禅寺“水陆庄田，仓廪碾硙，库藏盈满，……京师殷有无过此寺”(《续高僧传》卷二九《慧胄传》)。在全国范围内，更是“广置伽蓝，壮丽非一；劳役工匠，独坐泥胡”；“女工罗绮，剪作淫祀之幡；巧匠金银，散雕舍利之冢。秔粱面米，横设僧尼之会；香油蜡烛，枉照胡神之堂”。(《广弘明集》卷十一载傅奕《上废省佛僧表》)。正如傅奕一再上疏所言：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已经造成了“割截国贮”(同上)的严重危害。唐太宗作为一个封建大政治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体察，比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一般成员当然要深刻得多。他始终注意各种势力的发展及它们的关系，他非常懂得只有当社会上各种势力的发展保持着相对均衡的关系时，才有利于唐王朝的统治。如果一方特别突出，就会打破彼此间的相对均衡，就必然要引起一系列的矛盾，而这对他的统治是极为不利的。他要控制各种势力的发展，不断调节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以保证自己的统治。因此他不能不考虑到由于佛教的过分发展而引起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对以往的政策作一定的调整。

　　当时虽已出现佛教问题，但还没有发展到需要采取极端措施的地步，从整个社会来看，还不是主要问题。同时，在一个普遍信仰佛教的社会里，问题复杂，牵涉面广，处理不妥，不但会影响当时主要问题的解决，还会引起新的矛盾。何况太宗思想深处对佛教还是信仰的。所以他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像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后来的唐武宗那样灭佛毁法，而采取了“先道后佛”的政策。前面说过，所谓“先道后佛”实质是先君后佛，李世民不是作为一个道士来与和尚争教席，而是作为唐朝的最高统治者来处理佛教方面的问题，其目的是怎样有利于唐王朝的统治。他宣布“先道后佛”，稍抑佛教之势，是为了使佛教的发展不要超过一定的限度，而绝不是要抛弃他所信仰的佛教。

　　唐太宗在晚年虽然没有明令取消“先道后佛”诏，但事实上却重新恢复了弘扬佛教的政策。这从他和玄奘的关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七日，玄奘由印度求法归来，抵达长安。唐太宗时在洛阳，准备发兵征辽。他敕令西京留守房玄龄遣官奉迎，安置玄奘于弘福寺内。二月，太宗在出征前夕，召玄奘入宫“谈叙真俗……从卯到酉(早上五时到晚七时)，不觉时延，迄于闭鼓”(《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玄奘在会见时，请求搜擢贤明，组织译场。太宗允其所请，令有司按玄奘条陈所需优给。并延请全国高僧如道宣、神泰、辨机、玄应等十二人证义；又征集缀文、字学、证梵学者和笔受、书手等数十人襄助译事，大臣于志宁、许敬宗、杜正伦等也参与了译事。在玄奘所住的弘福寺内建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国立译场。即使如有的学者所说，太宗这时礼敬玄奘，“实亦由于爱才”，而非出于信佛。那么在征辽失败后，太宗对佛教的一系列作为，恐怕难以再作这样的解释了。

　　贞观二十年，玄奘将所译佛典五部及《西域记》奉表上闻，太宗亲自答书，奖誉有加。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披览玄奘所进新译《瑜伽师地论》，对侍臣说：“朕观佛经，譬犹瞻天俯海，莫测高深。法师能于异域得是深法，朕比以军国务殷，不及委寻佛教。而今观之，宗源杳旷，靡知涯际，其儒道九流之典比之，犹汀滢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齐致，此妄谈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随即敕令秘书省缮写九部，分发雍、洛、并、相、荆、兖、杨、凉、益九州，以“展转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禀未闻之义”(同上)。又亲撰《大唐三藏圣教序》，称颂佛教“微言广被，拯含类于三途：遗训遐宣，导群生于十地”(同上)。以后太宗对佛教愈发护持情深。应玄奘之请，令京城及天下州寺各度五人，弘福寺五十人，仅这一次就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同年，为长孙皇后新建慈恩寺成，又度僧三百，请高僧五十人入住。别造翻经院，请玄奘移居翻译，并任上座职。玄奘移住之日，太宗及皇太子、后妃等于安福门楼亲执香炉临送，仪式非常隆重。观礼者数万人。唐太宗直到临死前仍和玄奘谈论佛法，问因果报应及西域先圣遗迹。深以相见之晚，不得广兴佛事为叹。

　　征辽失败后，唐太宗对佛教的信仰弥深，其实并不仅仅在于玄奘的影响，而是由于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的结果，促进了社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贞观后期封建经济开始出现繁荣局面，国家和寺院在经济上的矛盾已暂时趋向缓和。使他打消了在这方面的顾虑，可以允许佛教的发展。同时，国内逐步安定之后，唐太宗开始留意经营西域。西域诸国大多信奉佛教，玄奘西行途经这些国家受到盛情接待。西域诸国由玄奘闻知唐土佛法隆盛，无不仰慕备至，纷纷遣使入朝。尤其是当时统一了北印的戒日王数度遣使，贞观十五年命李义表及王玄策等报聘，这种形势自然会使唐太宗对佛教格外重视。

　　我们在分析了唐太宗对佛教政策的前后变化及其原因之后，不难看到所谓“三教并用”，其前提和基本倾向则是奖挹佛法。只在政治需要和思想信仰发生矛盾时，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才稍背其信仰。这只能表明唐太宗作为一个封建政治家的高明之处，而决不能由此得出他不信佛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