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弟子魏承思讲述他与南怀瑾的交往以及南怀瑾的往事

　　9月30日，中秋月圆时，正是南怀瑾先生荼毗之夜。我不忍看恩师化为一缕青烟，从庙港回到香港家中。在他的遗像前，供一束鲜花，点一枝清香，跏趺而坐，诵经追思。惺惺寂寂之中，仿佛见到他老人家像往常一样笑容可掬地向我走来。近二十年来跟随怀师的一桩桩往事、一幕幕旧景浮上心头。

　　初识南怀瑾

　　最初知道南怀瑾这个名字是在1980年代初，刚刚开始接触佛学。香港何泽霖老居士寄来他的佛学著作。1988年，友人向我介绍刘雨虹老师，说她是代表南怀瑾来接洽复旦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怀师的书，我这才知道他在香港定居。当时出版海外图书需经宣传部审批，而我正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我就说，若出版佛教类图书还要由宗教局会签，而一般是不会获准的。你们不如先出南怀瑾的文化类著作，例如《论语别裁》等。后来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我也和新闻出版处的同事打了招呼，促成了南师著作的顺利“登陆”。

　　不久我也负笈远游了。1994年，我到了香港，遍寻南怀瑾未遇。在一个“海归”聚会的场合偶遇赵海英博士，说是可以带我去见怀师，真是喜出望外。一个周末的傍晚，到了坚尼地道怀师的会客处，一房间的人在那里等候。吸取曾在佛光山星云法师那里遭猜忌的教训，我不敢说出以往的真实身份，怕引起误会，就只让海英介绍是《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哪里知道在怀师那里遇到了当年在上海相识的刘雨虹和陈定国夫妇。我的“真面目”也就很快被戳穿了。然而后来怀师从未对此介意，反而还常把我的这段经历向台湾友人介绍。这才真是佛家的不起分别心。

　　六点左右，一位仙风道骨的长者拄着手杖飘然而至，一袭长衫，满面春风。我料定这就是向往已久的南怀瑾了。 当晚在饭桌上，客人们出于对怀师的恭敬之心而慎言谨行。我生性豪放不拘，因而酒酣之余放言高论。想必当晚海英是为我捏一把汗的。不料向怀师告辞时，他竟说：“你是个有匪气的文人。我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今后不用通报随时上来吃饭聊天。”从此我登堂入室，成了怀师饭桌上的“常委”，每个周末都会准时去坚尼地道。怀师滴酒不沾，因此大家在他那里很少饮酒。我因好肆酒骂座，竟被怀师特许“酒权”，为饭桌添点生趣。

　　领上学佛路

　　我在大学时代就接触佛教，但只是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虽然早年出版了几本佛学著作，充其量也不过是“口头禅”而已。1996年春节前，怀师让海英通知我，大年初一去他的寓所“打禅七”。海英告诉我，那是极个别入室弟子才享有的待遇。我却不识趣地回绝：“家有高堂稚子，已经订机票要回家过年。”其实，长期受科学主义的浸润，我当时对禅坐一类的佛门实修不以为然。那时候，我在《明报》主笔政，每天下午3点钟进报馆，次日凌晨一两点钟下班，睡五六个小时就要起床“炒股票”，每星期还要起一个大早赶到沙田的中文大学去修博士课程。长期如此使我精疲力尽，面容憔悴。怀师见状对我说：“尽管你不信佛，打坐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不妨试试。”我就这样半信半疑地跟着大家学起禅坐来。坚持了大半年果有起色，还是那么沉重的负荷，但朋友再见面时都说我面色红润，判若两人。从此我就坚持不懈地打坐。每年春节也都留在香港，跟随怀师“打禅七”了。但我并未真正将此与学佛联系起来，只是在色身上下功夫。

　　1997年的一天，怀师把我叫去个别谈话，说看我是个可造之才，要传我“心地法门”，说此法真能修成的人不多，望我持之以恒。他还说，你十多年后也许会出家。若如此，则必成一代大法师。其实，我一直没有真正弄懂“心地法门”是怎么一回事，更没有动过出家的念头。两三年前和怀师旧话重提，他老人家听罢哈哈大笑，说当时见我仍将佛法当学问，想把我哄进佛门。知道我功名心切，不用此番话忽悠我，我岂肯认真实修。怀师就是这样因材施教，根据各人不同秉性根器，施以不同诱导之法，从不认为有一种适合任何人的不二法门。

　　传统文化的当代弘扬者

　　2000年，老友来新国先生和陈知涯将军打算出版《南怀瑾全集》。怀师指定我来写序言，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下来。动笔之前，最难的是究竟如何给他定位。怀师一生行迹奇特，常情莫测。年少时即广泛涉猎经史子集，礼义具备，诗文皆精，以神童名闻乡里，并习各门派武术，毕业于浙江国术馆。早年曾钻研道家学，青年时代发心学佛，循迹峨眉山大坪寺闭关三年，遍阅大藏经三藏十二部。出关下山后，深入康藏地区参访密宗上师，经白教贡嘎上师及黄教、红教、花教上师陆续印证为密宗上师。 因而，有人称他为国学大师、易学大师，有人称他为佛学大师、禅宗大师、密宗上师，也有人称他为当代道家。这些称谓皆似是而非，因为每一种说法都只涉及他学问人生的一个侧面，怀师也从未以此自居。

　　我曾经在文章中称其为“当代大隐”。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派高人，如鬼谷子、陶渊明、孙思邈等，他们虽然对世事洞若观火，却宁可选择闲云野鹤的人生，而不愿出将入相，食官家俸禄。古人又有“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的说法。做一个周旋于市井俗人之间而能出污泥而不染的隐士，当然比避居山野更难了。在我看来，南怀瑾实为这样一个隐士。可是怀师并不认同这样一种人生定位。后来想想也确实不妥。怀师一生为续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而奔波，到了台湾以后，一面担任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政治大学等校教授。同时，先后创立“东西文化精华协会”、“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十方书院”等文化机构。1985年，怀师离台赴美客居，直至1988年到香港定居。在此期间，先后创办美国维吉尼亚州东西文化学院、加拿大多伦多中国文化书院和香港国际文化基金会等文化教育机构。前些年更是在世界各地华人社会推广儿童诵读东西方经典的文化运动。 其人生岂能用一个“隐”字概括？

　　我决定先花半年多时间，夙兴夜寐，将南怀瑾已出版的全部著作重温一遍。温故知新，所得甚丰，怀师的学问兼及儒、释、道三家，在精研中国文化之外，并摄入西方文明的精华。因此，很难说怀师的学问究竟是偏于儒家、佛家，还是道家。哪一家。准确地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弘扬者。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呢？怀师说：中国在秦汉以前，儒、墨、道三家几乎涵盖了全部的文化思想。到六朝以后，换了一家，儒、佛、道三家成为文化主流。因此，一个人必须深入儒、佛、道三家的学问，由博返约，融会贯通，才能掌握中国文化的精义。如今的学者所受的都是西式教育，大多将人类文化知识分门别类，成为专攻一门的专家。因此，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往往是支离破碎的。由于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治学门径，使怀师不同于一般学者，而能出入于儒、佛、道之间。可以说，没有怀师这样的学养，实在很难担负起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 对这样一个人生定位，怀师是认可的。因此，当我据此写成上万字的《南怀瑾全集前言》送交他审阅时，他一字未改地嘱咐送交付印。如今怀师仙逝，任何学生若将他贬低为一个“文化学者”、“国学大师”；或搞出“现代造神”运动，将他曲解为一个“宗教人士”的话，都是对怀师的背叛！

　　至于社会上有些不肖之徒对其攻击、污蔑或质疑，怀师生前就从来不屑一顾。这就是他不同凡响之处。记得当年有一个叫张中行的中学语文教材编辑。“文?革”后因自称小说“青春之歌”中的主人公余永泽原型，而被媒体炒作成“大师”。他托人将一部书稿“禅外说禅”交给南怀瑾的老古出版社想要在台湾出版。怀师看完书稿后认为他完全不懂禅学，没有同意出版。不料此位老先生因此怀恨在心，写了一篇文章挑怀师《论语别裁》中的毛病，甚至用“兼问出版垃圾著作的复旦大学出版社”为文章副标题，顿时被媒体炒得纷纷扬扬。其实，要从任何一个人的数千万言著作中挑几处瑕疵不足为奇。再说怀师的著作除了一本《禅海蠡测》为其亲撰之外，其余皆是对学生随口说出，由大家根据录音整理成文的。整理者程度有差次，有些记录稿经怀师仔细审阅，有些则并非如此。倘非道德有缺陷的人，对南怀瑾这样一个孜孜不倦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长者，敬仰犹恐不及，岂能如此往他身上泼脏水？但怀师对张某人的文章只是微微一笑，不置一词。倒是不少同学促我撰文驳斥。我读罢文章，觉得以其水平之低实没有必要回应，因为张先生毕竟不是学问圈中人。我只对大家说了一句话：“算了，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

　　太湖大学堂

　　进入新世纪后，怀师很想在大陆找一个清静之地叶落归根。我们几个学生在杭州、苏州东山、上海淀山湖等处看过好几块地，皆有不妥。怀师归心似箭，一次去吴江庙港镇参观一位台商老学生的工厂时，亲见太湖之滨风景如画，当场就拍板买下300亩滩涂地，计划在此造屋归隐。2002年底，我正准备去香港“成报”出任总编辑。有一天，怀师把我叫去说：“我打算回大陆定居，你就随我一起回去吧！我身边也缺个人。我知道你要养家活口。人家现在给你多少待遇，我就给你多少待遇。”当时我刚和吴征杨澜夫妇签约，一批旧同事因我而辞职准备“跳槽”来《成报》。怀师见我面有难色，不等我分辨就说：“你回去考虑三天。若不想回去，今后也就不必认我为师了。”回家后，我整整三天无法入睡，最后给怀师写了一封传真，表示我确有难处。且称师生名分既定，不想做专职秘书，变成雇佣关系。等将来有朝一日能卸下家庭负担，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一定前来伺奉左右，尽微薄之力。怀师见信后当即让马有慧转告：那就依你的意思吧！此后，怀师就开始往来于香港和上海两地，渐渐地在上海的日子愈长，在香港的时间愈短。我见他老人家的机会也越来越少。难得去上海时，在他的寓所旁找一间小酒店住下，晚饭时依然像以前那样陪怀师聊天。有人送去好酒，他总是密藏在床底下。每次知道我要去了，就叫人拿出好酒准备。饭桌上总是说：“承思酒德酒品好，他可以畅饮。你们没资格像他那样喝酒。”那种场合是是一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刻。可惜如今往后此情此景不再，行文至此，不觉潸然泪下。

　　庙港那块地的建设一波三折，耗费了他不少心血。2006年总算初具规模，他决定从上海移居太湖之滨，创办“太湖大学堂”。先前风闻北京高层对南怀瑾回国定居有“不支持，不反对，不宣传”的三不政策。怀师深知他们是担心其在国内的影响力，因此标明太湖大学堂既不是宗教场所，也不是教育机构或者社会团体，只是私人闲居讲学场所。 大学堂创办不久，怀师问我，那么大一块地方要拿来做什么用？嘱我草拟一份发展规划。我提出了一个包括研究所、南怀瑾著作编译所、大讲堂、网上传统文化教学中心和海外汉学家进修中心等在内的宏大计划。怀师对此不置可否，只是问我：“谁来做这些事呢？现在还有这么些能用的人才吗？”后来我又提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国学都是半路出家，成不了气候，应该从小培养。不如仿效民国的无锡国专，在这里办一所国学专门学校，每年从贫困地区招收20名天资聪敏的失学儿童，学制10年，专教他们经史子集。10年后这200名毕业生中，或许能造就十多个真正的国学大师，使传统文化得以薪火相传，不绝如缕。他们的生活费用可以由我们这些老学生认领。怀师对我这个寓慈善于教育之中的倡议非常赞成，派我去和苏州负责教育的副市长朱永新商谈。见了朱市长，才知道原来他是我父母家的老邻居，因此，谈话得以直入主题。 朱市长听我讲完整套设想后便说：想法不错，但不遵照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只教国学的话，是违反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的违法行为。最后只能放弃这个念头，改由师姐李素美母女出面，办了一所吴江国际实验学校”，在政府规定的教学大纲之外，增加了一些国学内容而已。

　　后来我弃文从商赚了点钱，晚年生活有了着落，决定履行当年对怀师的承诺。 2008年夏，我来到他身边常住。早晨坐禅，下午读书，晚上听他讲经。生活十分悠闲平静，怀师也很开心，像个老顽童似地常常迸出很多念头。一会儿说，要养几头毛驴，和我一人骑上一头，在湖堤上柳荫下溜达。一会儿又说，在湖边建个亭子，可以和我一起在亭子里赏月，让古道师吹箫，看我喝得一醉方休。甚至还在大学堂开了个咖啡馆，结果开了几天没人光顾，都是他老人家掏钱在那里请我们几个学生喝咖啡。玩够了，咖啡馆也就无疾而终。

　　9月初，吴江国际实验学校开学，招收了四十多名5岁到9岁的学童。怀师命我教他们《千字文》和《幼学琼林》，说是帮助孩子们打好国学基础。他还亲自上了几堂示范课。学校教师的古文基础不好，我就在放学后给老师和大学堂的员工们讲《古文观止》。大家学得很有兴趣，传到怀师耳朵。有一天晚饭后，他说：“现在很多人想读佛经，可是连起码的古文基础都没有，怎么读得懂佛经呢？不如我们办个国学经典导读讲习班，让承思去领着他们学点古文。”他还当场指派斯米克老板李先生做班主任，负责办班的行政事务。12月的第一个周末，讲习班在上海虹桥迎宾馆开学。那天怀师很关切，怕我太学究气，学员们会听不下去，就派了好几个大学堂的师兄弟来旁听。几乎每隔一小时就打电话过来，询问课堂状况。直到我一口气讲了8个小时，学生们还不肯散场，怀师才如释重负，当晚开心得笑不拢口。这个讲习班持续了一年，每月一次，学员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有人甚至为了听课，专程从深圳、北京坐飞机过来。这种对国学的热忱令我为之感动。

　　我在20年后回到上海讲学的消息传开了。2009年6月，复旦大学校友读书会和宗教研究所邀请我去做一次讲演。我告诉怀师，1989年6月，我曾在复旦大学做过一次“禅与人生”的讲演，但那时讲的是口头禅。如今有了一点实修的体会，还想以同样的题目去讲一次。怀师极力赞成，还顺口吟诵了唐人王播的两首诗：“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教我以此作开场白。演讲完毕，听众们久久不愿离去，说是他们有个“禅学会”，要求到大学堂跟着学禅修。听众要求到大学堂跟着学禅修。我回去向怀师报告，他说：“如果他们答应3个条件：一、禅修7日每天坚持坐禅9枝香；二、7日内专心禅修，不准使用电脑手机和外界联系，脑子里还想着生意经；三、吃素7日。我就亲自带大家禅修。”我对复旦禅学会的负责人一说，他们当即表示愿意遵守。

　　9月13日到19日，一百多人齐聚太湖大学堂学禅修。怀师不辞辛劳亲自带领大家，打破日常起居时间，从早到晚在禅堂里。我们打坐时，他来回走动巡视，观察每个人的身体和神态变化，不断纠正大家的姿势。我们行香时，他手持禅棍在一旁注视，突然间一声棒喝站停，让大家体验刹那间的定境。我们休息时，他端坐讲台，给大家开示说法。一连七天，从无间断，九十多岁的老人啊！ 头一天，怀师让大家先看了两段录像：一段是今日中国寺院里僧人禅修的画面：七扭八歪；另一段是现时日本寺院里僧人禅修画面：气宇轩昂。对比之下，怀师说：“禅宗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今东瀛邻国还保留着，难道在中国到了我们这一代就要失传了吗？”说到痛处，怀师老泪纵横。在场学员无不为之动容。这是怀师他最后一次主持禅修。恐怕禅文化传承到今天，在他身后也要终成绝响了吧！

　　2010年，国学导读班结束了。我和慈雄兄建议再举办“管子”或“资治通鉴”的讲习班。最后，怀师决定先讲“资治通鉴”，帮助学员们鉴古而知今。怀师嘱我拟定办班计划，花三个月的时间，让学员读完66卷“秦汉纪”和81卷“唐纪”。100多名学员分为10组，大家分头在家预习。4月10日开班一天，5月和6月各有三天在大学堂集中。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全体集中交流，晚上怀师答疑解惑。原先说好由怀师教授，我当助教。然而，怀师执意要加上我的名字，并由我主持集体讨论。我知道，他是有意赶鸭子上架，想让我慢慢接下大学堂的教学任务。我也不敢稍有怠慢，免得辜负了怀师的信任。每天十多个小时阅读《资治通鉴》，把每一卷的要点和思考题写下来，用电子邮件发给所有学员。怀师见状，一次次叮咛我要注意休息，不必过于认真，以免累坏了身体。可是他老人家自己却不顾年迈，每逢集中讨论时就早早起身，在房间全程观看现场视频转播，及时补充阅读资料和思考题。晚上两个小时则亲自上台讲解，学生们怕他劳累，一遍遍的催他休息，怀师总是嫌讲话时间不够。讲习班秉承怀师“经史合参”的学风，将儒释道的经典与历史记载对照、比较、融会，来参究人生和社会的哲理。参与者曾用“震撼”两字形容此次学习历程。

　　南怀瑾的饭桌

　　从台湾到美国﹑香港，最后落脚吴江，怀师的生活起居是很有规律的。晚上10点以后从饭厅回住处看书；深夜到凌晨禅坐；上午七八点睡觉，12点后起床；下午到办公室处理公私事务，审阅书稿，答复来自四面八方的书信；晚上6点到饭厅接待访客，在饭桌上和大家谈天说地，也是他一天中惟一一次进食。数十年如一日都是这么过来的。饭桌成为怀师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

　　1981年，南怀瑾搬进了台北信义路二段的复青大厦。10楼是军政元老讲习班，冠盖幅凑，将星闪耀。一时都成了南门弟子。5楼讲堂聚集着一批青年人。晚饭时分，大家就坐下来围成一桌，无拘无束的边吃边聊。有一次，王升戏称南怀瑾的饭桌像大陆的“人民公社”。此后，这个“人民公社”的说法就一直流传下来，随着南怀瑾的足迹传到美国和香港。这是完全不同于官场的另一个世界，这里没有职位的尊卑之分，也没有利益的冲突交集，因而充满着坦诚和融洽。南怀瑾不但是饭桌的主人，也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他以超俗的风范、深刻的思想和机智的语言凝聚着大家！

　　1983年，台湾发生一件震撼当时政坛的大事，就是“十信”案。这一事件的余波竟迫使南怀瑾远走他乡。怀师身在北美，仍时时不忘故国河山，密切注视着海峡两岸的时局发展。他的寓所旁有一条小河，故大家称此地为“兰溪讲堂”。当时到这里来听怀师讲学的不仅来自台湾，许多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也慕名而来。怀师的饭桌成为两岸中国人隔绝40年后第一个彼此交流的私人空间。当时，中国大陆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行改革开放。南怀瑾认为，大陆将来应该走的路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经营和中国文化的精神”。他常对大陆留学生说：“大陆对外开放应该再推迟10年。先等老百姓丰衣足食，再解放思想。否则人民会失去礼义而一切向钱看。如此一来，不要说中国文化，连共产党的文化也没有了。如果能一步一步有计划地开放，集体制还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出大的利益，中国就更容易走向富强。”

　　怀师到香港后，我成为坚尼地道饭桌上的“常委”，亲眼目睹了饭桌上来客的聚散。饭桌上的客人分两拨，一拨是常来常往的“常委”，一拨是匆匆来去的过客。“常委”多半是在香港定居的，有当地人如马有慧夫妇；刘雨虹、李素美、陈美龄和陈定国夫妇；有像我一样的大陆“海龟”如赵海英，或如封小平夫妇这样的经商的“新移民”。“常委”们在怀师这里互相熟稔了，亲热得就像一家人。送走客人后还会陪怀师聊一阵天。这也是怀师最开心最轻松的时候，大家听他讲故事，说笑话。有时候，老人家说得高兴了，还会离座手舞足蹈的即兴表演，夜深了还不愿散场，就会让跟随他多年的欧阳哲做一锅“炒饭”。多年后，香港的老同学还念念不忘“欧阳炒饭”。

　　“常委”中还有几个很特别的人物，一个是百乐门老板蔡ⅹⅹ，一个是华比银行职员朱ⅹⅹ。他们从来不在“人民公社”吃饭，但饭后一定准时上门，在饭桌边坐下，十多年来风雨无阻。蔡老板只是微笑，很少说话。朱先生则常常给来客看相算命。还有一位入境处官员林先生，当年听了怀师的话，曾经冒险为香港回归做了贡献，后来遇车祸成了残疾人。怀师千方百计的帮他寻医访药。每次林氏夫妇来做客，怀师一定待之上宾。怀师就是这样从来不忘任何对民族国家做过好事的人。到坚尼地道来的过客就更多了。 那时候，怀师的门户很松，三教九流，只要有熟人带路，一般就能上他的饭桌。有两岸的高管武将，有银行家、企业家、艺术家；有小商人、名教授、大学生；有国共两党的……头目，也有江湖上的兄弟大哥；还有美国的外交官、法国的汉学家、印度的金融家和韩国的和尚。 怀师是有教无类，对来客不起任何分别心，只是不愿见记者。名记者陆铿和卜少夫都是怀师的故交，曾经托我传话想见他。怀师一口回绝，说他们见面后一定会在报刊上舞文弄墨。怀师在香港只想保持低调，不愿被媒体打破平静的生活。当然还有其他怀师坚决不想见的不速之客。曾有一次，我到了坚尼地道寓所门口，见有一位年轻人跪在地上，身旁放着一个大花篮。门房说是来求见南怀瑾的。我见了师兄弟们问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告诉我：此人自称是大陆来的画家，老师的“粉丝”。因为没有熟人介绍，不明他的底细，就没允许他上来。结果他就来这一套，已经连续下跪3天了。怀师知道后很生气，说这分明是强人所难，要我非见他不可的意思。越这样就越不想见，谁知他安什么心。

　　通常客人们来了，坐下，吃饭，聊天。饭桌上，怀师对来客提出的各种问题，总是有问必答，不厌其烦。有时候引用一段先哲的话，有时候背诵一段古人的诗词，意思都在其中了。怀师惊人的记忆力，无一例外地给来人留下深刻印象。有一次，我带文学家刘再复去做客。怀师问他最近在做什么。再复说在研究《红楼梦》。怀师说喜欢书里的诗词，随即一首首地背诵起《红楼梦》里的诗词来。又说更喜欢太平天国石达开的诗，有豪气，居然一口气背诵了好几首冷僻的石达开诗词。

　　2002年以后，怀师常去上海，饭桌也就随他搬到了番愚路长发花园的住所。

　　2006年定居吴江庙港后，南怀瑾的饭桌自然成为太湖大学堂的中心。怀师年纪越来越大，想见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不得不有人把关。一般人也就不容易成为他的座上客了。除了从前的老学生，此时的来客往往非富即贵。有党政官员，有富商大款，有太子党，有秘书帮，还有被带来表演特异功能的。他们中很少有真来寻师问道的，都是来问神通、问官运、问财路、问婚姻、问长寿，简直把他当活神仙了。更多的人只是慕名而来，扯上他合张影，就可以拿出去炫耀自己是“南怀瑾的弟子”。似乎精神境界一下子就拔高了若干档次。最令人讨厌的是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地方小吏。有一个县级市的副市长酒足饭饱后就开始自吹自擂。说他的儿子没有一点高干子弟的架子，放学回家都不用他派车去接。令到当晚坐在后排的两个将帅后裔不由得互相吐舌头。 对于这些来来往往的人，怀师很无奈，常说自己是“陪吃饭，陪聊天，陪笑脸”的“三陪老人”。但他总是以佛家的慈悲语、和善语、柔软语使来客生喜乐之心。不过，怀师对客人也有严厉的时候。有一次，我带某银行的几个高层去见他。他们送给怀师一套18k金雕刻的《心经》。然后说，准备在市场上以每套3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发行。怀师当即严厉地说：“你们既然送来了，我不好拒绝。这里是一张3万元的支票，就算我买下来了。但你们用佛经来赚钱，将来是要背因果的。”来人就这样被不客气地打发走了。事后他严肃地说：违背教理戒律的行为必须指出来。我们绝不能用佛法做人情！

　　南怀瑾的饭桌是大千世界的一个缩影，是人生百态的一个舞台，也是我学习怀师待人接物的一个课堂。怀师曾即席做了一首歌词，描写他的那张饭桌：《聚散》略

　　向怀师告别

　　2010年5月初，“资治通鉴讲习班”第二次集会前，我的右眼突然模糊起来。集会结束后，回到香港就去养和医院眼科就诊。医生检查后告诉我是视网膜脱落，已严重到有失明危险，必须当天住院动手术。听到这个消息，我犹如五雷轰顶，眼睛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是最宝贵的呀！一旦失明就意味着后半生再也不能读书写作了。 当我在电话中把这个消息告诉怀师时，听说他老人家心急如焚。手术后的三个月里，按照医生的叮嘱，不能运动和搭乘飞机，更不用说看书了。白天只能耸拉着脑袋呆坐，夜里只能趴着睡觉。到了6月初，怀师说要取消讲习班的集会。但我执意坐火车回大学堂去主持最后一次集中讨论，使讲习班善始善终。那三天里，怀师尽量自己多讲点，要我少讲话，多休息。讲习班结束回到香港，最初手术似乎还算成功，但后来右眼视力不断下降到只有0.02了。 8月里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想离开大学堂，留在香港养病。他当即回信极表赞成。

　　2010年9月初，我回大学堂去搬家。临行前，怀师把我叫到寝室中深谈。他说：“未来的两年里，你也许有一场大难。要躲过这场灾难，就在家一边养病，一边好好专修吧。想学佛要先学好做人，改善你自己的修为，尤其是要少造口业，再不要出口伤人。至于修行中遇到问题，今后可以和我书信问答。我的时日也无多了。在大陆学生中，你是和我感情最深的。我走后，这里指大学堂也就散了。你就好自为之吧！今后出去弘法，不要学我。我年轻时曾经发愿：弘法不收供养。但这个时代的人对不花钱的都以为不是好东西，不会认真听进去的。我自己学佛的路，是从《大宝积经》开始，由《楞严经》深入的。希望你循着我走过的路踏踏实实地前行。”朝夕相处了整整两年，如今要离开怀师了。听着他老人家语重心长的临别赠言，我的泪水忍不住直淌。这两年里学到最多的正是怀师如何做人。他常说做人要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其实，佛心就是一颗善心，对任何人慈悲为怀，不起分别心；道骨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清高风骨；儒表就是温良恭俭让的言行举止。这些做人标准写在纸上，但现实中有几人做到？我在怀师身边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圣人！

　　回家后的两年里，我把学佛变为生活重心，坚持每天拜佛﹑禅坐﹑诵经﹑念咒。十天半月给怀师写一份学佛报告，汇报每天的修行中的感悟，提出种种疑惑和问题。怀师总是及时回复，给我答疑﹑解惑﹑鼓励和鞭策。我过一两个月也会去大学堂拜望他。今年6月7日到9日是最后一次见面。接连3天，下午在办公室里给我开示修行中遇到的问题。他拿出一本刚出版的新著《瑜伽师地论声闻地讲录》，要我回去认真研读，说书内讲的都是实修道理，对我有用。他还鼓励我坚持修证佛法，将来可以直追欧阳竟无一班人，“因为你可以有他们的学识，他们不肯像你一样实修。”我说，“老师，你又在忽悠我了，是怕我放弃吗？无论如何，我还是会循着这条路走下去的。”晚饭后，我还是像往常那样坐在怀师边上谈天说地。以为这样的情景可以一直延续下去，想不到竟是和恩师的最后一面。

　　8月13日，我打算去大学堂，怀师让马秘书转告：老师感冒，我去了他就要招呼我，希望这次不要去。我顿时觉得他这次一定病得不轻，因为20年来从来没有一次不想我去看他的。8月16日，我在报告中问他，读完了12遍《楞严经》，接下去应该读哪一部经。4天后，他在报告上最后一次批示：“最近气运不对，我也在维摩病中，深深业力之感，不可说不可说啊，无法与不知者言也。你从那年开始学佛，凭我深切的记忆，你真正发心想修行学佛，散散漫漫的还不到两年。承蒙信任，你恳切读《大宝积经》后，我希望你先能做到精读《楞严经》100遍，希望在10年、20年中贯通事理、证得真如，此话早已有所说明，只是你并不留意。我从青葱学道，身心投入出世修证法门，至今95岁，经常自惭闇顿，对于《楞伽》、《楞严》二经，我从数十年身心投入求证的功力，尚不敢说是望及涯际。你这个话已经问过我三次以上，我都有所答复，或微笑而轻答，实际上语重心长，都已说得明白了。你如果对此有疑，今后10年、20年中，希望你深入《华严经》、《瑜伽师地论》二部大经论去吧。我老了，再没精力多说了，言尽于此，抱歉。”怀师以前对我说话从未如此严厉过，最初有点难受。反复读了很多遍，才体会怀师对我的拳拳之心。但只以为他是对我爱之深，责之切，没想到乃是最后遗言。

　　9月2日，我写报告回复怀师的批评，回顾了专修两年来的历程。5日，怀师请秘书回话：“现在四大违和，这篇报告要严重答复的，所以不要着急。慢慢来。”但最后没有等来他老人家的片言只语。怀师会怎样答复？这将是够我参一辈子的话头了。怀师走前最后吟诵的诗句是：“人历长途倦老眼，事多失意怕深谈。”他是带着对世事的无奈和对中国文化复兴的失望而西去的。告别了敬爱的怀师，我也将开始人生新的里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