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多病却能高寿，有何养生治心之道

一生多病的曾国藩,历尽惊涛骇浪,终于在同治十一年(1872)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享年62岁。这个寿数,在今天看来也许并不算高,但在一百多年前,这已经超过了当时国人的平均寿命。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曾国藩的养生治心之道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尤其是在健康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关注点的今天,他的养生治心之道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或思考的呢?

壹 治身与治心并重

“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在养生问题上,曾国藩有这样一句经典的总结。

他力图做到身心并治、口体兼防,要旨是养生以治心为主,以不药二字为准。

他曾在家书中指出了具体的治心与治身之法:“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阳恶曰忿,阴恶曰欲。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刚恶曰暴,柔恶曰慢。治口之道,二才交惕,曰慎言语,曰节饮食。凡此数端,其药维何?”

“不药”二字始终贯穿他的一生。治心的关键在去忿去欲,治身关键在去暴去慢,治口之道在慎言节食。

曾国藩本人患有牛皮癣、耳鸣、失眠、眼疾等多种常见慢性病,但他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吃药。他的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鸿体弱多病,然而,他仍然告诫他们不要随便吃药。

同治五年四月十日,曾国藩给两个儿子写信,“尔虽体弱多病,然只宜清静调养,不宜宾施攻治。庄生云:‘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东坡取此二语,以为养生之法。尔熟于小学,试取‘在宥’二字之训诂体味一番,则知庄、苏皆有顺其自然之意。”

又说,“养生亦然,治天下亦然。若服药而日更数方,无故而终年峻补,疾轻而妄施攻伐,强求发汗,则如商君治秦、荆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

所谓“在宥”,是指自在宽容。这是庄子无为而化的思想,曾国藩以此来教育孩子养生在养心,养心在于自在宽容,即他所说的“广大”。

相反,随意吃药则是违背了自然规律,是“妄施攻伐”,从外部干预身体内部。

他又用苏东坡的诗来进一步阐明其理:“东坡《游罗浮》诗云,‘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下一‘存’字,正合庄子‘在宥’二字之意。盖苏氏兄弟父子皆讲养生,窃取黄老微旨,故称其子为有奇志。以尔之聪明,岂不能窥透此旨?余教尔从眠食二端用功,看似粗浅,却得自然之妙。尔以后不轻服药,自然日就壮健矣。”

苏东坡一生历尽曲折,然而,他却能笑对这一切,故而得养生之道。曾国藩亦希望孩子们以苏东坡为榜样,不要轻易吃药,只要心存自在宽裕,自然就能健壮。

同样,他对几个弟弟也是以“不药”二字相劝。同治元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藩对季弟曾国葆容易发病,而又喜欢随意服药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说:“吾在外日久,阅事日多,每劝人以不服药为上策。”还说,“余所虑不在于病,而在于服药,兹谆谆以不服药为戒。”

九弟曾国荃处南京前线,一度“肝病已深,痛疾已成,逢人辄怒,遇事辄忧”。同治三年四月十三日,曾国藩写信对他说,“此病非药饵所能为力,必须将万事看空,毋恼毋怒,乃可渐渐减轻。蝮蛇螫手,则壮士断其手,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亦当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嘱至嘱!”

曾国藩认为,肝火上窜,血不养肝,此断非药所能为,必须放心静养,不可怀忿怄气,不可提心吊胆,总以能睡觉安稳为主。就是说此病来自心理上的隐忧与畏惧,心病还需心药医。

俗话说,药到病除,然而,曾国藩始终相信,良药难治该死的病,许多时候,病在心间,不去除心病,再好的药也无济于事。

失眠是困扰曾国藩的一个长期病症,他认为失眠主要是因为心气不平和的原因,很严重,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但重视之表现是用调养心气平和的方法来治疗。

贰 养生与为学并进

曾国藩养生治心之di二法,是养生与为学并进。同治十年十二月五日,曾国藩正式提出“养生六事”,他说:“吾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读书不甚长进,曾以养生六事励儿辈: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此皆闻诸老人,累试毫无流弊者,今亦望家中诸侄试行之。”又说,“养生与为学,二者兼营并进,则志强而身不弱,或是家中振兴之象。”

所谓“养生六事”无一事与营养有关,饭后千步、习射有常属运动保健,临睡洗脚属活血气,胸无恼怒、静坐有常都属于治心,只吃白米饭而不吃菜,其实就是减轻胃肠消化的负担。

然而,曾国藩认为,这六事还不够,只是养生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为学而强志。也就是通过读书来“养我浩然之气”。

一个人心中坦然,精神愉快,自然身体康泰,这是长寿的最好秘诀之一,也是古人总结出来的普遍适用的养生经验。

古话说,人活一口气,气是滋润身体的命脉。人的气势不盛,可用读书补气。

曾国藩相信,人的气质本由天生,唯读书可改变;人的性格有缺陷,可用读书弥补。因此,曾国藩重视以书养生,以学养气,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与审美品位,改变、滋养人体充沛气血的根本途径。

纪泽、纪鸿自小体质较弱,曾国藩并没有为他们延请名医,相反是劝他们多读并多临摹颜字《郭家庙》、柳字《琅琊碑》和《玄秘塔》,通过读帖和临摹,以书法丰腴的墨气、坚韧的骨力,充实人的生命之气。同时还告诫他们在吟诗作字时,多注意学习陶渊明、谢朓诗句中的冲淡之味、和谐之音、潇洒胸襟,来潜移默化人的精神气质,进而影响人的生命,达到精神与肉体的完美融合这一养生目的。

读书养生并不是曾国藩的独创,只不过,曾国藩能真正体味到其中的养生奥秘。南宋胡仔主编的《苕溪渔隐丛话》中说:“世传杜诗能除疾,此未必然。盖其辞意典雅,读之者悦然,不觉沉疴之去体也

世人传说杜诗能治病,其实,杜诗本身并不能治病,而是其中的辞意能让读者愉悦,不自觉地去除了人郁积之邪气,达到了治病的功效。

长于相术的曾国藩则说:“书味深者其面自润。”即是说明书能养生、书能陶情的道理,偶然读一本书当然不能改变什么,但长期浸润于书中,以书为友,水滴石穿,这样的人必然面透娴静豁达之气,怡然快乐之色。

可见,养生不单纯是一个身体的问题,还是一个心灵与精神的问题。精神好,心灵活,身体自然远离疾病。养生之本在养精气神,曾国藩坚信这一点。

叁 养身与养家一体

曾国藩的养生治心di三法是养身与养家一体。

现代人说,家庭是一个人的港湾。众多的例子表明,家庭幸福,身体则康泰。曾国藩很看重家庭,致力于打造一个勤俭孝友之家。这当中一个关键考量自然少不了家人的健康。

他指出: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一放一收,两面兼顾,便可以做到惜福远忌。又说,人勤则健,家勤则兴,能勤能俭,永不贫贱。他那多达上千封家书中,每每都少不了告诫家人勤于家务,俭于享受。换言之,养生之道在于洁净、勤劳。

干净则尘不染身,勤奋则病不缠身.

先看勤奋。

曾国藩说:“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每日做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过于爱惜精神,将会奄奄无气,绝难成事。”

越是懒惰,病痛越是找上身来,越是勤快,病痛越是上不了身。所以,曾国藩告诫家人不要过于爱惜身体,要动静适宜,以静养气,但“静是劳中之静”,不是甩手啥也不干。

在他看来勤于家务就是一种很好的养生锻炼方法,手动则心灵,脚动则脑活,气血和畅。而且,一个人在家务中可以体味为家付出的快乐和亲情;在种花种草、读书写字中感受家的闲适;在善待亲朋、关心友邻中感受人世的温暖,这些都构成一个人良好的心理与精神状态。

人不可能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有奉献有付出,有互动有交流才能达成一种内心和谐的健康状态。居家不能怕苦,不能怕烦,“精神愈用愈出,智慧愈苦愈明”“养活一团春意思”,保持一种饱满的热情与自然平和的心态,是养生的关键。

人的健康表现出一股生气、活力,家的幸福同样表现出一股生气和活力,所以养生与治家是一个道理。同治四年十月曾国藩给儿子们写信,表达自己的养生之悟:“吾于凡事皆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二语,即养生之道亦然。体强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体弱者,如贫人因节啬而自全。节啬非独食色性也,即读书用心,亦宜俭约,不使太过。余八本匾中,言养生以少恼怒为本。又尝教尔胸中不宜太苦,须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亦去恼怒之义也。”

人生无恼怒,胸中无苦恼,身体机能就呈现出“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长此以往,生命之树常青。又说:“既戒恼怒,又知节啬,养生之道,已尽其在我者矣。此外,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他。凡多服药,求祷神,皆妄想也。吾于医药、祷祀等事,皆记星冈公遗训,而稍加推阐,教示后辈。”一个人尽我之本分,而不必管寿长寿短,有病无病。靠药维持健康,靠神保佑健康,在曾国藩看来都是妄想。

再看干净。曾国藩认为,干净意味着节俭。曾国藩服膺老庄哲学,以简为尚。他所说的节俭,又是简单的同义词。节俭不光是体现在饮食、性欲上,就是读书用心,也应节约俭省,用心不能太过。他有一个“八本”家训,其中有“养生以少恼怒为本”。多欲则恼,多食则烦,多言则怒。总之,养生宜简宜少,宜净宜俭。

不仅如此,他的四条遗嘱,皆为养生治心之法: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他把这四条看作为自己数十年入世之心得,教孩子们“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慎独”是道德自省,保持心中安泰,清心寡欲;“主敬”是无论内外,庄重宁静,可以强身养生;“求仁”就是心中有爱,能亲万物,能顺天理,则人悦己悦;“习劳”是少逸少安,逸则生惰,安则易亡。

曾国藩的养生治心之道并没有特别的大道理,但事事都切中现代人的弊端,值得我们好好反思和借鉴。